杜甫晚年闲得无聊，开始总结近代文学史，他写了一首很著名的诗：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大意是，初唐文学界的四大天王：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所写的作品，代表的是当时的文学发展趋势，却遭到时人的讥评，这些讥笑过他们的轻薄之人，迟早会让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丝毫影响不了伟大诗人和伟大作品的千古美名。
某种程度上，王杨卢骆能以集合的形式留名文学史，还是托了杜甫的福。杜甫写“江河万古流”的时候，应该是把自己也算了进去，所以才会这般慷慨激昂。不得不说，他这一把赌对了，历史还真就像他说的那样，记住了王杨卢骆，至于那些讥评他们的人，现在连个资料也找不到了。
当然，历史记住王杨卢骆的方式也很特别，比如骆宾王，是因为“鹅鹅鹅”和一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王勃是因为《滕王阁序》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至于杨炯，由于没有进教材，大伙儿了解不多，对他写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或许会有点印象，卢照邻写过一篇超级长的《长安古意》，其中有两句，屡屡被改编成歌词：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靡靡之音得很过分，乍一看还以为是早先的港台歌手写的。
可见再伟大的诗人，也绕不过传播学的困境，留下来的都是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句子。
杜甫没有详细讨论什么是“当时体”，这在他看来，几乎不用解释，可是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不解释一下，实在难懂。
唐代官面上时行的文体是骈文，要求对偶，这是一种严谨的车轱辘文体，好比说要过年了，大家聚一聚，王勃是这么写的：
柏叶为铭，未泛新年之酒；
椒花入颂，先开献岁之词。
上一句跟下一句之间，词义、词性、字数、平仄，都严格对仗，世界上能做到这么规整的，只有汉语。
这种讲究传到现代，小学生都知道要写排比句，看上去气势很足，至于各级领导干部念稿子的时候，更是喜欢将小标题或者首句统一成四字或者六字，跟汉语这种形式美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再好的东西用多了，都容易成为套路，等到唐代初年，骈文已经使用了几百年，但凡好一点的华辞丽藻、典故技巧都被反复咀嚼过了，留下一堆甘蔗渣渣似的“结构框架”。
比如著名的李密《讨隋炀帝檄》，有一句话流传极广：
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罄竹难书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不过比这一篇更早也更著名的庾信《哀江南赋》，就有一联差不多的话：
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
两相对比，至少“南山之……东海之……”的句式是现成的，李密请的写手，隐隐有洗稿之嫌，可见写骈文其实有取巧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想要出新意也很难。
王勃的《滕王阁序》是篇应酬文字，在当时能写这样文体的人想必不少，他出彩就出彩在语感清新，时不时打破一下主流语言风格，“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句式，与其说文字写得好，不如说是骈四俪六中突然蹦出一联七言，突破了思维定式，胆子很大，也很难得。
骆宾王就更是赶巧了，他替徐敬业写《讨武瞾檄》，通篇充满对武则天最恶劣的控诉甚至污蔑，要是翻译成大白话，恐怕正经人都看不下去，武则天真是心大，不仅客客气气看完，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这句时，还很是动容，责怪宰相工作不到位，居然漏掉了这么一个人才。
这句话好在哪里？结合上下文，这两句是写给那些“顾命大臣”看的，借“长陵一抔土”的典故，让人联想到先帝尸骨未寒，再拿《论语·泰伯》中““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正面典型，挤兑那些不能以死维护帝室正统的大臣们，使用典故的同时迭出新意，和时局无缝衔接，温柔一刀，击中了武则天心里最柔软的节点。
说起诗歌来，初唐四杰与盛唐诗人是没法比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水平不够，而是我们今天视为“正宗”的律诗和绝句，初唐时期还在发育，未能完全成型，所以王杨卢骆的文集中，大多是五言诗，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算是最接近成熟五言律诗的作品了。
把初唐时期的诗人和作品铺陈开来，几乎可以肉眼辨识出“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过程，从五言诗到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加上间或出现的七言诗，细细碎碎，一点一点地实验、探索，甚至花上几代人的精力和经验。
唐初诗人王绩写过一首《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再看王勃写的《山中》：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怎么看怎么眼熟，当然，王勃肯定没有侵犯版权，他没这个必要，因为王绩就是他嫡亲的叔爷爷，祖孙两代在不同的两首诗里，几乎是挨个儿把实词和虚词的对偶试验了一遍，用心良苦。
这样的实验没有白费，历经一百多年的努力，近体诗最终在盛唐诗人手中，基本定型成熟，中国诗歌也从迎来了形式之美的巅峰。
杜甫亲身参与了这一切，并且取得了最高的成就，以他来品评初唐诗人的贡献，那是绝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