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英美的议会制度在中国彻底没戏——论1957整风与反右的影响和意义

　　胡新民

　　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在制定的具体反右方针政策方面相当慎重。因此可以说，对于反右扩大化，作为反右的主要决策者的毛泽东、周恩来负有的主要责任是领导责任，而不是直接责任。这也告诉我们，如何使各级党组织能够时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使各级党组织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不走样，始终是加强党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增强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提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水平，仍然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出版的关于反右的著作，以及各种媒体上出现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反映反右严重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的，鲜有反映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的。因此，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全面认识当年那场斗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以及怎样继续发扬成绩和防止错误，应该很有必要。

　　关于1957年反右的功过是非

　　我们党有过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即1945年的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和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它们虽然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但都起到了总结历史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历史作用。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然而，在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后，党内外某些人专讲反右严重扩大化的不幸后果，借以否定反右的必要性，进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有别有用心的人则不顾历史事实，诬蔑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个人的“大阴谋”。　　

　　2010年7月，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在关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部分，叙述了当时一小部分人在国际国内政治气候影响下，“以至发生极少数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因此，“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关于反右的严重扩大化，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是难以避免的。”　因此可以说，反击右派进攻的“完全必要”和严重扩大化的“难以避免”，构成了1957年反右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历史事实证明，反右的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虽然1957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艰难曲折，但仍然取得了堪称辉煌的巨大成就。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专门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中作了描述。1957年反右的最积极的成果，无疑是坚定了全国人民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毛泽东曾三次表扬的，但最后仍被“扩大化”成“右派”的作家王蒙，在2012年写道：当年一家有影响的杂志《读书》的说法很生动：“反右”运动标志了在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终结。在国共斗争中，民盟右翼实际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反右”后，彻底没戏啦。　　正因为当年有这个“彻底没戏”打下的基础，才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才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再一次面临内外复杂政治形势的时候，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的时候，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闯过了难关，避免了苏联解体那样的对社会崩塌式的冲击。因此，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指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201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而一度可以与美国一比高低的(前苏联)俄罗斯，只比中国的广东省稍多一点。也就是在2016年，普京坦言他仍然喜欢社会主义思想。

　　鉴于1957年反右的消极影响，党吸取历史教训。邓小平指出：【“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更加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防止对其进行批评“扩大化”的基础上进行“严肃批评”，是1957年反右在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留给我们的遗产。这也应该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1957年反右的是非功过的共识。　　

　　然而，坦率地说，正如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在2011年所言，当年邓小平希望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三十年多年后，“思想看来并没有完全统一，社会上混乱的思想还相当多。”老党员、离休部级干部李锐在1992年谈到1957年反右时承认：　　【“对于社会上确实存在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必要的”(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第238页)。】　　但2008年，他撰文认为：【“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他还说：【“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　　“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著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的各种各样的建议”。(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且不说李锐公然高调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不“统一”，只要回顾当年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在整风进行期间会出现反右派斗争这个突如其来的插曲。　　

　　顺便提一下，尽管李锐的看法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结论大相径庭，但他提到的“整肃”“民主同盟”或许多少有点参考价值。曾经亲身经历过1957年反右并与罗隆基有过交往的郭道晖写道：【“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我们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罗隆基：《人权法治民主》法律出版社2013年10月第4页)】与政治资本相联系的，民盟右翼还有他们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

　　第三条道路与党中央决定反右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是上世纪40年代民盟成立初期由其领导成员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提出的，是一套比较典型的西方式议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制度。从罗隆基的两句话可以管窥第三条道路的特色。一句是：【“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　另一句是他称自己“六分反蒋，四分反共”。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胡愈之后来指出：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章伯钧和罗隆基仍然做着中间路线的迷梦，要把民主同盟引导到反动的第三条道路上去。”】民盟发起人之一的梁漱溟说，因为他了解章伯钧和罗隆基都是有政治欲望的人，所以他是反对第三条道路的。他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道：【“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动的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梦想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议会里头主要是两个大党，这个党上台，那个党在底下……我以外的人都是梦想这个东西。”　　“我就是说，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　　1948年年中，正当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时候，第三条道路之说又沉渣泛起，但遭到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　　【“在反革命的反民主的独裁路线与民主统一战线的尖锐斗争中间，是没有‘第三条道路’的。”　　“应该积极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新中国诞生前夕，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各民主党派代表，包括民盟主席张澜和民盟创始人之一的沈钧儒，都在会上发言。他们都表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坚决的团结起来，为彻底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为粉碎美帝国主义反动阴谋，建设我们的人民民主新中国而奋斗!”】　　他们还强调：“中国的政治制度，决不能走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也不能“采取互相牵制三权分立的英美议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组织，是适合中国人民需要，是中国革命彻底胜利和建设成功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条道路之说一度销声匿迹。　　

　　新中国的共产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成效显著。国家面貌日新月异。后来的“右派”头面人物之一的章乃器曾动情地说道：“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如此辉煌。”后来成为右派著名人物的章伯钧和储安平当时承认“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1956年9月17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向八大敬献了一件象牙雕刻的工艺品，表现的是红军长征途中飞渡大渡河的情形。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致词说：我们用这件礼品来象征我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不可忽视的是，国内外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例如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复员军人集体请愿等社会群体性事件和国外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事件。　　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迎接新的挑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这场运动主动采用开门整风的形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与《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几乎同时下发的是《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后者也是密切党同群众联系的一种形式。通过这两个文件的形成过程，不难看出，整风的目的无非就是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反右派斗争不过是整风过程中的一段意外插曲。

　　◆反右派斗争开展后受到批判的章伯钧

　　整风初期的发展基本是健康的。尽管有些意见言辞激烈，甚至有不少的夸大其词，党中央和毛泽东都认为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对党的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裨益。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出现了党没有预计到的复杂情况。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在各种座谈会上，肆意散布各种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特别是那些当初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某些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他们无视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一党领导是“党天下”。一些人提出的“轮流坐庄”，实际上就是第三条道路的主张的死灰复燃。他们说【“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选择，这就好得多”。】他们声称：【“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有人还肆意歪曲胡耀邦的话，说胡耀邦在接见北大的团员时讲道：【“毛主席现在处境困难，党内有人不想要毛主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5月5日民盟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时，一位负责人称：毛主席建议，首先取消学校党委，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这种传达不符合毛泽东讲话的原意，但却被继续传达到民盟的全国分支机构，还传播到其他民主党派，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有意无意地为否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歪理邪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重拾第三条道路带来了幻想。从5月19日起，北京的高校开始贴出“大鸣大放”的大字报，极端言论频频出现，比如有人提出，对共产党的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而要像匈牙利那样直接采取行动。还有一部分学生分头在本市和去外地串联。一些地方的群体事件也愈演愈烈。其中被毛泽东关注的福建省仙游县的“小匈牙利事件”相当有代表性。这个地方曾在短短几天就发生工人学生群众闹事十六起。特别是6月10日，出现了120多人围住县委一整天的闹事，后来还有农民集体到区公所请愿。时值学生即将放假，看到闹事请愿的，也发出一些声援。有的高初中毕业生说“如果考试完不能得到录取或安排也要闹”。这股歪风一时越刮越猛，最后发展到如果谁提到要肯定中共执政“累累硕果”，谁就会受到攻击，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胁。时任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卢郁文，曾提醒过那些在发言中表示要摆脱共产党领导的人：【“我们不要忘了，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他还批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很快，他就一连多次收到了匿名恐吓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无耻之尤”，警告他“全家小心”。1957年6月6日，卢郁文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揭露有人写匿名信对他进行辱骂和恐吓，并当场宣读了一封匿名信。值得注意的是，收到匿名信的并不只是卢郁文一人，民革中央常委李仲公也收到了匿名信。就在李仲公说及匿名信之际，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插话说，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他说，匿名信警告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　　

　　面对出乎预料的复杂形势，为了确保整风能够顺利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从5月中旬开始，多次举行会议研究部署工作。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文件指出：虽然“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中间分子的批评，一般是善意的和有益处的”;为此，中间分子的言论“应该逐步增多，占到报纸的主要篇幅”，要“召集基层干部的专门会议讲清楚，使他们心中有数，以便虚心地听取批评，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团结党外人士大多数、改进工作，孤立右派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引导局势向着有利于党内整风顺利进行的好的方向发展的渐进稳妥方案，表明中央领导层此时还不想因为过早反击右派言论而影响正在进行的全党整风，更不打算改变原有的整风部署。5月23 日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同意邓小平“出不了乱子”的估计，认为全党接下来需要做的，还是按照中共中央20日的指示要求，继续团结和争取中间分子。

　　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刊登了毛泽东在前一天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在这里提到“行动”是有针对性的。5月19日北京大学校园的“大民主”，已经由大字报、辩论会发展到串联游行等行动。毛泽东的讲话是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对执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少数人的公开警告。　　然而，极少数人依然抑制不住他们的政治欲望。6月1日，在为访华的法国前总理富尔举行的招待酒会上，章伯钧对周恩来表示：武汉交通部的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周恩来笑了笑没有说话。后来周恩来回忆道，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共产党不能维持了”。6月6日，章伯钧召集几个人开“紧急会议”。他在会上又提到了武汉学生请愿的事情，说，【“其他地方也有学生要罢课，形势十分严重。”　　“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且进退失措”。】　　与会的人中有人附和道：【“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形势确实到了不得不发动“沉默的大多数”起来表明他们的态度的时候了。在卢郁文、李仲公和习仲勋谈收到匿名信的第三天，即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始。反右派斗争立刻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特别是《这是为什么?》中提到的匿名信，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义愤，就连许多民主人士也对写匿名信的行径表示极为愤慨。【“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在全国势如破竹地展开了……共产党未动一兵一卒而在短短几天就打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拥护能做到这点吗?事实充分证明，广大群众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王秀明：《高教部反右亲历记》见《新中国往事 风雨历程》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第5页)】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整风运动是会议的主要话题之一。毛泽东提出整个整风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的安排。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整风”开始转向变为“反右”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7日，中共举行八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关于整风的报告。在谈到反右时，强调指出，反右“解决了和正在解决”“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对整改阶段，即整风运动第三阶段，提出具体要求：【“第一，克服宗派主义和特殊化倾向。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呼吸。党员同非党群众、党外人士要亲密联系，要多交朋友。”“第二，从制度上和组织上改变那些不合理的规定。”“第三，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生活，继续健全民主制度。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和风细雨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认真考虑各种合理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诚心诚意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坚决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1958年夏季，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完全结束。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反右派斗争面前确实“没戏”了。但与此同时，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来希望借助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来帮助党整风，结果却出现那样的意外局面，确实没有预料到。这也使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认识到，在声称接受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中，仍然有极少数人口服心不服，一有机会就会出来大肆活动，推行自己的那一套政治主张。毛泽东在1957年6月10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点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名，指出：【“他们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作为民盟主要领导人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在历史上都对国家做过贡献。但他们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一条西方民主宪政的道路。他们一有机会就推行这条道路，实际上也隐藏着他们的个人政治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个“联盟”或者“同盟”并不无道理。对他俩有深刻了解的梁漱溟，在1985年11月11日举行的章伯钧90岁诞辰座谈会上要求临时发言。他在肯定章伯钧、罗隆基的贡献后，大胆直言，说道：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我同章伯钧先生都是最初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同志”，“他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未能谦虚、谨慎，以至于犯错误”。“他们(指章罗二人——引者注)虽然都有长处、本领，乃至对社会、对国家都有贡献，可惜都有缺陷，就是不能谦虚谨慎。”】“大右派”费孝通后来回忆说：【“我入盟时，民盟有‘三党三派’。反右时，说我和罗隆基一派，真是胡搞。罗是要做官的人，我们几个人(吴晗、闻一多、冯友兰)反对做官，当时大家讲好不当官，要教书。我们要的是民主，要议政，想让当局听到我们的声音，希望用我们的想法来影响政治，所谓的王者师嘛，并不要执政。”】费孝通的这段话，道出了“极少数”想执政的右派和被“扩大化”的只想议政的“右派”的明显界限。这段历史可以告诉今天的我们：仍然值得警惕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一切机会不遗余力地大肆攻击党的基本路线。有的宣扬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是“普世价值”，鼓吹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前途，鼓吹“宪政民主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有的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妄图搞乱人心，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的态度是，对一切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坚决捍卫党的基本路线，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见《求是》杂志2017年第4期《“四个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的指示》，对反右派斗争作了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图为北京新闻界举行批判右派言论的会议。

　　党中央制定具体反右方针政策相当慎重。为了给反右派斗争提供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做了重要补充和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发表的讲话增加了判断人们言行的六条政治标准。毛泽东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这六条标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推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写入了党章。后经全国人民讨论，全国人大通过，于1982年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尽管党中央、毛泽东试图把反右斗争在政治上打击的范围尽量缩小到极右派，加大争取中间派的力度，但当时党对“杀气腾腾”愈演愈烈的气势估计过高，而早对“杀气腾腾”言论憋了一肚子火的广大群众一经发动便很难加以控制。薄一波后来回忆：【“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切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这就造成了后来难以避免的扩大化。不过，回顾这段历史同样可以发现，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制定具体方针政策方面，还是考虑得相当慎重的。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第一，强调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注意：【“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8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议上，强调在反右中要实事求是，他说：【“投入战斗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是则是，非则非，有则有，无则无，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化有为无。”】在10月1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强调【“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这个通知还特地提醒“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　　

　　第二，明确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右派。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但是他紧接着指出：【“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在毛泽东看来，虽然党和人民与“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因此，在1958年初，毛泽东认为，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种敌我矛盾的经验，是极为重要的收获。在《毛泽东年谱》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多次谈到了如何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右派的内容。9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过一时期，要拿回来一部分(经过分化)，现在是右派，过几年又摘掉右派的帽子。”9月22日，毛泽东估计党员中反社会主义的“大概是百分之二到三”。】　　认为　“过去教育不够，今后要加强教育。教育好就会起变化，比例就少了。”】　　12月8日，毛泽东指出：　　【“要化无用为有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了分化右派，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争取。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12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时，重点谈到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指出：【“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是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但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仍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右派实际上是敌人，但是不作反革命处理，不捕、不杀、不剥夺选举权。”】　　1957年12月21日，周恩来邀请上海科学、高等教育、医务和中等教育界人士90多人举行座谈会时强调指出：对右派还是要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处理。　　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右派方面，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落实得很好。毛泽东肯定了胡耀邦的工作。胡耀邦在1958年2月的两次右派分子会议上讲话，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两次会议的效果都很好。后来那批右派都去了山西农村，并在那里与农民建立深厚的感情。两三年后又都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北京被妥善安排了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在1977年年末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在谈到1957年反右对右派的处理时，强调：【“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需要指出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要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右派的指示，是正确的，慎重的。但在当时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的与“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也在客观上助长了反右扩大化。毛泽东提出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导致了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这个主要矛盾问题，著名学者,《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在2015年出版的《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中指出：【“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并没有动摇。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此文是毛泽东1958年1月发表——引者注)里明确提出：‘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取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　

　　第三，强调从宽处理右派中的知识分子。195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的意见》稿，加写了这样的内容：【“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之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说：【“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还相当赏识他们。要交几个右派朋友。各界都要有朋友，左、中、右里头都要有朋友。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没有工人的朋友，没有农民的朋友，这是很大的缺点。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我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知识分子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指出，【“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的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们一些地位。这样做的理由，一是为了争取中间。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在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　　12月23日，周恩来召开上海文艺界座谈会，在会上阐明对文艺界右派分子的处理方针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了有反革命活动、违法乱纪的分别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处理法办外，方法不外乎降职降级、调换工作、撤销工作、监督劳动、下去参加劳动、留机关考察等。　　

　　第四，制定划右派的详细标准，并强调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现在重新审视这个标准，应该说这个标准是符合实际，相当严谨的。以最后一条为例：【“(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除了详细具体的标准，通知还强调：　　“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线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观看工人贴的大字报。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如果这些指导方针和政策界限能够得到基本的遵守执行，反右斗争是不应该出现后来的扩大化。出现扩大化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有三点是不能不提的。

　　一是在党内，包括党的领袖，在短短七年改变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相当困难。虽然强调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右派，但毕竟没有实践经验。因此，无论在指导各级党组织方面，还是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方面，都未能及时有效地制止和纠正在实践中的偏差。

　　二是在反右胜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党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了经济，特别是农业。例如《人民日报》1958年的元旦社论就指出：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应转入以整改为主的阶段”，“掀起一个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规模宏大的高潮。”因此，各级党组织没有足够的精力进行严格审批。比如有的地方，像福建仙游，基层上报的右派人数过多，报告被县委打回去后减掉几个又报上来，又打回去又减掉几个人报上来，最后县委也就一批了之。更有个别“右派”，完全就是所在单位自定的。后来在1978年的改正错划中，档案中根本没有任何相关材料。

　　三是在整风初期，受到冲击的一些干部本来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反击右派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不是“主义之争”，而是“个人之争”。因此，有不少单位的领导把向他们提的尖锐意见斥之为“反党”。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在制定的具体反右方针政策方面相当慎重。因此可以说，对于反右扩大化，作为反右的主要决策者的毛泽东、周恩来负有的主要责任是领导责任，而不是直接责任。这也告诉我们，如何使各级党组织能够时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使各级党组织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不走样，始终是加强党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整风和反右的后续1958年4月2日，即整风开始一年后，中央下发了《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该文件要求全党“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这样，才能进一步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纠正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历史证明，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建国后党群关系和社会风气最好的一段时间。邓小平在1979年11月与外宾谈话时说：【“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时。”当时的建设成就，“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因此科技成绩“十分显著”，教育、出版、文化艺术的成就“相当可观　台湾著名政治学者朱云汉教授在2015年出版了《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他在书中赞扬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追根溯源，认为第一个“特殊优势条件”是前三十年“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模仿”。在这里，“国家意识”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当然，毋庸讳言，在那段时间，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的，【“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过严重的失误”，“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从总体上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而历史性的第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给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写信，建议为部分右派分子摘帽,认为这样做“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根据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开始分批进行。到1964年，大部分已经摘去帽子。摘去帽子的一般都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或者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是，总的来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特别是那些直到1978年才摘帽的人。1977年下半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要解决过去审查干部的遗留问题，其中包括1957年反右时的遗留问题。据有关资料，当时还有约10万人依然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1977年12月开始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非常关注，多次批示指出：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大事，一定要解决好。胡耀邦上任之初就强调“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右派)”。1978年春，在谈到被错划成右派的人改正错划的问题时，胡耀邦特别强调：要以1957年10月15日中央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这样就把反右的必要性和扩大化的错误明确区别开来。1978年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　“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有些地方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有扩大化的问题，对一些人的定性处理确实不适当，例如：把一些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给领导人提意见、向党交心和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的好同志，也错划成了右派。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多次提出，对真正搞错了的人要改正过来。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没有实现。党中央和华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今年发了一个十一号文件，最近又发了一个五十五号文件，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还有一条，凡是划错了的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应恢复党籍;是团员的，应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对中央的这两个重要文件，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　　

1978年11月16日，党中央作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这篇社论是经过胡耀邦亲笔修改的。这篇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对于反右)“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对于右派分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这篇社论指出：【“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党中央曾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一九五七年中央的规定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而定为右派的，是摘掉他们右派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据统计，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有55万多。在《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发表后，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要求改正。他们纷纷强调自己一直都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认为：如果要一个一个地甄别，估计十年都搞不完。权衡利弊，只好一风吹了。用“文革”前担任统战部长16年之久，此时担任统战部顾问的李维汉的话来说是“从宽处理”。但不可忽视的是，一风吹以后，在那些被改正的右派分子中，有些人开始否认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些人中有的成为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人物，其言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

　　党内外一直有质疑反右正确性的声音：为什么改正率高达99%?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其实并不难得出结论：反右决策正确，错在执行中的扩大化。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更是给善良的人们上了一课：即使是人数极少，但当政治气候合适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兴风作浪，甚至有可能掀起大风浪!1957年的右派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在北京政治风波期间的表现，充分说明1957年反右和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在本质上的一致性。1980年5月8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此报告共分三部分：　　一是提出全国代表性较大的民主党派、上层爱国人士中，被划右派分子的27人中有22人属于错划，提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复查。　　二是认为“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的，但他们互相呼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　　三是准备召开一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就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意见，进行协商，取得一致;并着重讲讲1957年反右派的必要性，以统一认识。　　

　　后来正式确定不予改正的五位右派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和陈仁炳。中共中央在6月11日的批示中专门提到章伯钧和罗隆基，指出：【“对于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应改正的人(包括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我们也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他们。他们中的有些人同我们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这一点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不要因为他们在一九五七年犯了严重错误，就把他们一概否定。”】顺便提一下，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对维持右派原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3000多人，也全部正确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功过，恢复了政治权利，适当安置了工作和生活。”】很巧的是，这个数字与毛泽东1957年6月29日估计的全国右派数字4000人左右相当接近。　　1980年6月11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这个文件有两点至今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应当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有一些同志由于看到改正面很大，因而对反右派斗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严重事实，我们坚决给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不进行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中央认为，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坚决加以改正，目的是为着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当前，属于错划、得到改正的党内外同志，绝大多数人表现是好的。但也有极少数同志还存在一些思想问题，有的甚至发表一些错误言论。这虽不是什么大事，但对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不利的。有关党组织应对他们个别地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对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做出了科学的、公正的结论。在此次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的工作”。然而，党内外的某些人始终拒绝把思想统一到这个决议上来，其中对整风和反右的“各抒己见”就是一个经常性的热门话题。因此，继续坚持和宣传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牢记“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不断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仍然很有必要。　　从1957年到2017年，六十年过去了。放眼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生命力，特别是历经“和平演变”“历史终结”和“颜色革命”的轮番冲击而屹立不倒。今天，我们不能不感谢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核心对1957年反右意义的高瞻远瞩：“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