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1991年至今，学界已提出种种观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僵化腐败、十月革命“原罪”、戈尔巴乔夫改革、民族问题失控、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等，每一种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苏联解体20周年到来之际，一些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首次公布，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苏联解体问题。新公布的文献资料进一步证实，苏联解体是苏联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联手，包括西方政治家、西方情报部门、苏联上层政治精英、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以及许多知识界和政界的精英，等等，有意无意地与西方配合，摧毁了统一的苏维埃联邦制国家。
到1989年，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与中央的斗争已非常尖锐，分裂主义趋势日趋明显，反对苏联的力量已经在蠢蠢欲动。在1989年9月16日到18日召开的莫斯科选民俱乐部联合会(МОИ)以及莫斯科选民协会(МАИ)会议上，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以及穆拉绍夫、克莱科等人民代表提出了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进行无情斗争的措施，实际上已经在为夺取政权而商讨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战术。
Л.А.波诺马廖夫：要研究各地区、各市乃至整个共和国的问题。要搞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推动将这些人提拔为候选人。选举出这些代表之后要保持联系，如果他们工作不能令人满意，那就召回。
Г.Х.波波夫：现在局势已由危机转入灾难。体制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尤其是贸易体制已经不发挥作用。现在有一种危险趋势：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惊慌失措，主张牺牲民主，这会导致内战或专政。如果是进步力量获胜，要么是叶利钦专政，要么是波波夫专政，要么是戈德良专政;如果是保守力量获胜，要么是戈尔巴乔夫专政，要么是利加乔夫专政，要么是雷日科夫专政。我们有机会获胜，但是保守力量将会强烈反抗……必须考虑到俄罗斯联邦的每一个人民代表。他(指的是人民代表)应该明白，如果他不按照跨地区小组说的投票，那么，他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完全掌控选举，开始将居民中的自己人选到选举委员会。
波波夫：要将商业系统彻底瘫痪到一无所获的地步，以造成民众的普遍愤怒，这样就会造成莫斯科的工人总罢工，然后完全实施凭卡供应制度。剩下的商品(供应卡之外的商品)按照成本价销售。
А.Н.穆拉绍夫：应该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开立第二个账户，资助跨地区小组。
А.Н.克莱科：应该争取废除州大会，候选人计划的第四十二条应该废除。最高苏维埃已完全是我们的，没有一部法律的通过不是依据机构的指令，因为最高苏维埃不允许。在多候选人的选举制下，少数派代表将得以通过……
这其实是对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宣布了内战。这份会议记录直到一个月后才到戈尔巴乔夫手中，戈尔巴乔夫等人显然也明白这种危险性。戈尔巴乔夫责成梅德韦杰夫和克留奇科夫：“这说的是什么?请组织相关工作，予以查清。戈尔巴乔夫。1989年10月17日”。这份会议记录能够证明：这些所谓的民主派的反人民本质。
在1989年里，苏共中央领导人曾私下谈论过莫斯科严峻的粮食形势。商店里没有面包，限时销售;粮店里货架都是空的。这些都是针对戈尔巴乔夫而人为制造的紧张局势，是为了挑动苏联人民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府的不满情绪，起来反对政府。同时，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等人在国务委员会上请求戈尔巴乔夫帮助解决粮食问题，而实际上在某个地方储存着大批粮食。后来，波波夫在电视访谈中曾承认，当年他曾致电加里宁州(特维尔州)领导人，不要往莫斯科发送肉类[1]。这些情况能够表明：民主派试图运用反人民的政策，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
1990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保持苏联而进行全民公决，公决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苏联国民都希望保留苏联;而与此同时，一些政治精英已经开始密谋摧毁苏联国家。
1990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政治精英开始了摧毁苏联国家的进程。1990年8月~9月，俄、乌之间准备签署一份双边条约。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同戈尔巴乔夫的团队会谈时，诡称同意保留苏联，同时提出：要在俄、乌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关系条约的前言中写上：
【“……发展独立国家的联合体。”】
俄、乌的举措实际上已将苏联的基础摧毁。[2]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政治精英无视苏联民意，开启了苏联解体的进程，成为消灭苏联的倡导者。1990年11月19日，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签署条约。按照该条约文本，该条约规定：
【“双方打算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国家间关系，互不干涉内政，放弃运用武力或经济压力的方法，用协商的手段以及其他国际法公认的原则和规范调节争议问题。”】
实际上，随着俄—乌两个加盟共和国条约的订立，苏联中央已经被架空，1990年3月17日通过全民公决中体现出来的苏联民意也已经被无视。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做法表明：他们都希望尽可能地给自己多多夺取权益。俄罗斯、乌克兰政治精英毁灭苏联国家的举动违背了苏联全民公决结果，违背、叛卖了苏联公民的意愿。就条约的内容来说，其实已经是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签署的条约，这是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宣布独立后的又一分裂步骤，并通过俄—乌两国条约而强化了这一事实。这一举措本身摧毁了苏联的基础。俄罗斯是最大的加盟共和国，是苏联的核心;而乌克兰则是最靠近西方的加盟共和国，工业基础雄厚，仅次于俄罗斯。两个最发达的加盟共和国率先脱离苏联中央的控制，无疑会导致苏联的分崩离析。
这个阶段，由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等人的过错，成为苏联总统制和整个苏联解体的重要阶段。1990年7月底，主张保留苏联和反对保留者的斗争尖锐起来。以苏联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任命的全权代表团为一方，以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两个共和国分别为另外一方，展开了多次谈判，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都表明自己坚决对抗苏联中央的意志和与苏联中央之间的严重矛盾。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方面看来，“中央”概念指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总统和苏联各部，它们试图瓜分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和设施。在谈判进程中，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遗余力地从苏联中央为自己争取更多权益。
俄、乌的做法甚至令其他加盟共和国感到不安(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们看到，叶利钦试图取代戈尔巴乔夫，而俄罗斯联邦试图取代苏联中央，俄联邦方面试图破坏、分割统一的经济、外交、社会、政治、民事和军事空间，给自己争取最大的份额。
(一)苏联中央与俄罗斯的谈判及其后果
苏联中央与俄罗斯的谈判，苏联最高苏维埃工作组的领导人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委员会主席塔拉泽维奇;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哈斯布拉托夫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工作组领导人;还有库德里亚夫采娃是苏联人民代表，也是苏联科学院副主席，是联盟条约草案筹备学术保障组的领导人。
1990年8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工作组磋商会晤纪要》中的会谈成果：双方同意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地进行磋商，新联盟条约的筹备已经进入实际解决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共同努力，推动各个苏维埃共和国在主权和独立的基础上，巩固国家统一。强调，必须考虑到，大多数共和国已经通过了主权宣言。在磋商过程中，讨论了未来新联盟条约的构想性、组织性问题和一些具体问题，讨论了俄罗斯联邦准备转交给苏联中央的权利，并强调说，这并非唯一的决定，而是方案之一。俄罗斯联邦工作组提出了苏联直接管理(在加盟共和国的监督之下)的设施和对象：环保、国防、国家安全、核能以及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共同管理的领域即航空和铁路交通、海军、国防工业领域和航空航天领域、加盟共和国边界防卫、关税、货币信贷政策等。
在谈判过程中，哈斯布拉托夫还表达了一个想法：主张联盟中央只管理个别部门，总统任期为3年，无权连任。其表述的立场其实可以归结为：最大限度地剥夺联盟中央的权力，甚至使其陷于无权的地位。而随着一轮轮的谈判的进行，主权国家的立场日益强硬。这就意味着：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已经准备在近期计划中完全摧毁中央和联盟国家。
(二)苏联中央与乌克兰方面的谈判及其后果
1990年8月13日，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的代表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表团进行谈判。乌克兰代表团领导人格里涅夫的发言表明了乌克兰方面对即将签署的新联盟条约的态度：强调这必须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并提出两条原则：其一，建立联盟的基础，不是自上而下地划分权限;其次，区别对待各加盟共和国。新联盟条约的首要基础是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副总理福金强调说，必须研究一下联盟，一个没有垂直切割的国家组织，“它不是凌驾于共和国之上，不是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而是在同一个平面上。也就是说，各共和国要真正决定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中央应该是什么”[3]。接着福金的发言，格里涅夫将问题具体化为“要不要中央”的问题。就此他特别强调：
【“在这一计划中，没有经常发挥职能的中央管理核心。实质上，在这一计划中，也没有国家组织，因为在这种活动计划中，这种国家组织也不需要”。】
此外，“每个共和国无疑还应该有自己的军队，否则便不是国家。我们将确定未来联盟的功能。或许，国家预算的必须性也将下降。国家预算多半会变成某种类似支出明细表一样的东西”。柯秋巴表示：或许，宪法也已变得不再必要，如果条约——新主权国家条约——起草得正确的话[4]。主权国家在加入新联盟时，应该保留其自身的货币、财政体系和军事机器等等[5]。乌克兰方面将其最初立场一直坚持到1991年12月8日：
【“主权国家加入《条约》，将带着自己所有的机制：自己的银行、金融、货币体系、军事机器等等。”】
这些国家是国际法主体，能够订立双边或多边条约。为什么呢?这样做是为了让一些功能实现一体化：因为有一些功能是一国不能胜任的，如环保、宇宙开发、太空研究成果、战略防御和进攻，等等。在乌克兰代表看来，所谓联盟条约的意义就在于：主权国家授权联盟中央以完成上述功能的权力。
乌克兰的这些步骤其实是在逐步消灭苏联国家组织，摆脱联盟中央。乌克兰的立场写入了随后通过的《别洛韦日协定》中。在《独联体成立协定》文件的第十四款中规定：前苏联机关在独联体国家境内停止活动。
(三)苏联中央与白俄罗斯方面的会谈及其后果
1990年8月6日，白俄罗斯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之间进行磋商性会晤。白俄罗斯代表团以В.И.肖洛东诺夫和人民代表В.Н.扎布洛茨基为领导;苏联中央政府方面以Г.С.塔拉泽维奇为领导人。
双方在一些原则和问题上具备一些共识：双方都同意进行无先决条件的磋商;同意在扩大主权和权利的基础上，将新联盟改革为一个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同时，强调在筹备新联盟条约的时候，要结合当代现实和条件以及保持对1922年苏联成立时的条约继承性。
白俄罗斯代表团领导人В.И.肖洛东诺夫在第一次发言时表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一致赞同成立联盟。但是，条约不是与联盟签订的，改革后的条约将是主权国家的联盟[6]。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起草的条约草案中，包含着联盟条约的内容。同时，在草案的前言中强调了新条约对1922年条约的继承性，但是，强调要“对国家机制的深刻民主化”，筹备新联盟条约与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分配全苏和共和国财产的问题紧密相关。В.И.肖洛东诺夫从一开始就强调：主权宣言是摧毁体制的宣言。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白俄罗斯来说，最主要的事情是：获得权利，明确白俄罗斯共和国在联盟中的国家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新联盟不能称为苏联。[7]
白俄罗斯方面坚持要严格地履行《主权宣言》的条款：
【“……支配所有财产，土地和地下资源，解决白俄罗斯面临的主要的国家问题……我们可以授权中央，也可以通过监督，收回白俄罗斯授予中央的32项权力。”】
但是，后来在《别洛韦日协定》中，叶利钦与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一起取消了苏联中央的一切权力，拒不承认戈尔巴乔夫有权担任苏联总统。
每谈判一轮，按照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及其团队的倡议单方面摧毁苏联的危险就进一步上升。1990年8月，在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中持续一个多月的磋商活动，其实是各个加盟共和国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背着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在进行拆毁苏联的活动。连哈斯布拉托夫、格里涅夫(乌克兰代表团领导人)、普什卡什(摩尔多瓦共和国代表团领导人)等人也都不避讳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及总统办公厅的人们都意识到了，并试图改变他们的态度。苏联中央与吉尔吉斯代表团的谈判准备较为充分。吉尔吉斯代表团是唯一主张保留联盟中央、而且承认联盟是苏联继承者的共和国;但它要求作为莫斯科的一个联邦区加入联盟，而且要有自己的财产和保留全部管理机构，并且基本上主张新联盟应该实施联邦制——但是，许多加盟共和国要求实施邦联制。[8]
(四)其他共和国的态度
大致说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要求独立最为强烈，要求摆脱中央;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感情上升，否定当年苏联归并三国的合法性，因此，要求分离最为强烈;中亚5个加盟共和国则相对更愿意保留中央，留在苏联;高加索三国则态度又有不同。但是，随着苏联高层政治斗争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摩尔多瓦代表团领导人В.С.普什卡什认为，完全保留每个主权国家的经济、政治主权的所有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各主权国家的多边协议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中央已经不可能继续存在”。他们依据的一个公式是：X+0≠X。也就是说，不是15个加盟共和国加上一个加盟共和国，而是X+0。只有这种办法才能够清理掉存在了几十年的体制。[9]这就表明：这些共和国完全不接受苏联中央、苏联总统。
还有一些共和国干脆不愿意参加谈判，而是表示：脱离苏联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是合法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打算对这个大国的人民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已经不承认，在几十年时间里，自己曾经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爱沙尼亚共和国最为鲜明地持这种立场。8月2日到8月30日之间，苏联中央与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全权代表”(只有爱沙尼亚如此称呼自己的代表团，并且坚持要这样做)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于8月30日结束。爱沙尼亚坚持的讨论对象是：“对1939年到1940年间波罗的海国家归并苏联进程的历史—法律评价”。爱沙尼亚代表坚持说，只有在详细讨论这一问题之后，他们才准备讨论爱沙尼亚与联盟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有意识地无视当年通过的《加入苏联宣言》。从谈判纪要可知，当时的谈判非常艰难。爱沙尼亚代表团的领导人是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努基斯，苏联中央政府方面的代表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格里钦科、司法部长雅科夫列夫等人。纪要中写道：
【“有专家参与，在就苏联与爱沙尼亚关系的框架内进行了第二次会晤，双方讨论了1939年～1940年间对爱沙尼亚加入苏联进程的历史—法律看法。爱沙尼亚方面依据的是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相关决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方面也表达了就该问题的立场。通过公开坦诚的讨论，在思索这些复杂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方面迈出了一步，这些事件需要进一步进行法律和政治分析。”[10]】
1990年8月27日，苏联总统助理沙赫纳扎罗夫已经受命，着手起草新联盟条约。总统令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批准。在莫罗佐夫卡、新奥加廖沃和克里姆林宫，代表各个共和国的专家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辩论。
在起草联盟条约前言的小组中，就各共和国与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贸易关系的问题展开辩论。到1991年2月，俄罗斯联邦的各个自治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矛盾尖锐，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允许俄罗斯联邦的一些自治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一起，参加联盟条约的筹备工作。12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签署了条约草案，其中称条约为《关于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结果，遭到那些未签署条约草案的共和国代表的围攻。此前，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已经拒绝在对联盟的名称中用“苏维埃”一词。
在此期间，苏联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政治形势也日益严峻。西方国家表面上抚慰戈尔巴乔夫，表示愿意支持他保持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的努力，但是却口惠而实不至，并不实际给他提供贷款。苏联国内经济形势恶化，表现在“十二五”计划中规定的目标并未实现。粮食和住房计划并未完成。领导人解释说，必须重建国民经济才可以实现：需要从机器制造业、车床制造业开始，建立新一代机器和自动化生产线;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需要青年的热情。政府努力提高国民收入，在改善国民生活方面投入翻番，加快了住房和社会文化设施建设，提高了退休金、社会补助乃至所有预算单位的工资。工人和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了42%，集体农庄农民的收入也增长了43%。但是，货币收入的增长也提高了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1990年，住房、幼儿园、中学、职业技术学院的建设急剧下滑。这样，国家计划不能完成，对国民的承诺不能实现，造成了普遍不满，引发了许多抗议运动。仅仅在1990年的前9个月里，登记在册的就有2300家企业爆发了154起罢工事件，参加者将近100万人。2/3的罢工具有经济性质，15%的罢工事件是政治性的，4%的罢工是为了环保。7000次群众事件中，大多数都伴随着对公共秩序的破坏。而且，一半以上的破坏公共秩序的事件都发生在乌克兰，还有大量的事件发生在阿塞拜疆。
1990～1991年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三阶段到来，国家领导人中开始发出要建立市场关系的声音。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签署联盟条约不仅没有推动所有共和国企业的经济联系的巩固，相反，导致了经济联系削弱，引起生产力下降和通货膨胀。每个加盟共和国都只依据自己的法律和决定，加盟共和国、企业和工业部门的领导人都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常常损害别人的利益。
农业领域，国家的收购量下降。例如，1985年国家的谷物收购量占总产量的41%，到1990年就下降到了31%。1990年农产品的总下降幅度达到2.3%。很好的收成却不能收割、保存和再加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变成了租赁合作社，到1991年年初，成立了4.71万家独立农场。
1990年的消极结果无疑造成了对改革反感的人增多，他们感觉自己被蒙骗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整个政治形势，反对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情绪增长。许多共和国里，分离主义已经发展为由数百个民族主义运动、政党、派别组织的公开活动。在此期间，出现了300多个有自己纲领和平台的政党，在苏共内部形成了两个平台：一方是叶利钦，一方则是戈尔巴乔夫和改革派，双方的斗争加剧了。1990年3月，许多地区进行苏维埃选举，选举结果表明：民主派政治家已经进入权力机构。选举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陷入危机的阶段。叶利钦在选举中获得了85%的选票。当时苏联科学院社会学所就国民对苏共的态度在莫斯科、塔林、阿拉木图、高尔基市、伊尔库茨克等地进行了民意测验，表明：29%的人拒绝回答“苏共还能执政多久”的问题;39%的人回答，还能待2年;29%的人回答，还能待2年到5年。30%的人认为未来5年生活会得到改善;49.5%的人认为，5年前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20%的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担任领导人时期，生活改善了。[11]
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改革者在城市里获得极大成功;而保守派则在农村取得很大优势。很多地方甚至面临二次投票或者再次提出候选人。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清点最高苏维埃选举结果。450个代表席位，选出了442名代表，其中有将近100名来自“鲁赫”“绿色和平”“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民主同盟”等组织的非官方人士。美国国务院对此结果表示满意，称苏联的选举是“民主化进程中重要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民主力量在苏联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占据上风的形势令克格勃感到不安。克格勃的一些工作人员给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出“呼吁书”，其中表达了对苏联国内危机性的政治局势的担忧：
【“没有一个思维健全的苏联公民能够驳斥改革的思想，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这是与歪曲社会主义理想做法的斗争。但是，一些势力试图利用改革进程中的困难，他们的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摧毁我们的联邦制国家。他们利用政治蛊惑、恐吓、诋毁、讹诈以及道德恐怖武器，造成社会紧张、胡作非为和无政府局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行动客观上与西方特工部门和外国反苏中心的企图契合。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犯罪、影子经济在运转，其精于此道者已经获得巨大的物质和金钱手段，公然追求政治权利。犯罪组织和团伙与各级管理机构的腐败分子不断结合，族际关系不断尖锐化。”
“借助反社会分子之手，正在进行目的明确的、协同一致的行动，抹黑苏联武装力量、内务部、克格勃的机构和军队、法院以及检察院工作人员，也就是那些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机构，这些都是对国家和社会安全来说最重要和最必需的保障。”】
“呼吁书”还强调：
【“克格勃工作人员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命运的责任，将运用全部力量和手段，协助改革成就，进一步发展改革和公开性，推进进步改革。”[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大量犹太人开始移民至以色列，俄罗斯学界和社会流行关于西方反俄的阴谋论。有人认为，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其实都是犹太人阴谋。当代有一个被锡安主义者控制的“幕后政府”，各国都有代理人——叶利钦政府中如基里延科、丘拜斯、涅姆佐夫、亚辛、别列佐夫斯基等人(以及许多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者)都是锡安主义者。[13]日里诺夫斯基称：犹太人竭力控制全世界的金融、信息等领域，让全世界接受其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就是犹太人与俄罗斯民族斗争的工具。1991年，俄罗斯犹太人夺取了政权，叶利钦政府的多数成员都是犹太人，等等。[14]有作者认为，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都是犹太人主导下的悲剧，犹太人使俄国史按照同一图景一再重复，且充满灾难[15]。
1998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Н.И.康德拉坚科在“库班河青年爱国主义同盟”制宪会议上发言，认为存在着世界性反俄阴谋：锡安主义政策。康德拉坚科列举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讲话：要在俄国培养“第五纵队”，使苏联人道德退化，崇拜色情、暴力、叛变等行为;唤起民族主义及对俄罗斯人的仇恨;等等。“只有极少数人能猜到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会让这些人处于无助的地位。”[16]
1995年，美国作者皮特·施威泽尔的著作《胜利》俄文版在俄出版。该作者运用与苏、美高层、情报部门负责人的大量访谈资料证实，里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制订战略，在石油价格、苏联民族地区分离、阿富汗等问题上采取秘密步骤，促使苏联改革并走向解体。该著作首先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强调了西方长期以来对苏联实施的“冷战”，而“冷战”的目标就是消灭苏联。里根和老布什的顾问们认为，减少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实力和影响，令这些国家回到原来的“自由”和“独立”，是美国目标的一部分。
美国的研究中心“海特里奇基金会”为布什总统提供决策咨询，认为：
【“新政府应该针对组成苏联帝国的苏联各民族共和国的非殖民化制订长期战略。新总统首先应该称苏联为世界上最后一个真正的殖民帝国，然后应该对苏联国内的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力量提供稳定的相应支持。”[17]】
此外，所谓“里根学说”(或称“解放学说”)中还有特殊条款，旨在摧毁苏联和欧洲、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措施、方法：“将美国与中东欧各国之间的外交和经济水平与后者遵循人权的状况挂钩的‘分化政策’。这一政策推动了匈牙利和波兰的政治自由化;扩大了允许自由讨论的范围;对政治反对派的态度更宽容;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不太严酷。在美国的策略精心适应中东欧地区的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的过程中，美国应该鼓励主张政治独立的当地力量，争取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更广泛地实现民族自决原则”。此外，美国还应该加强对中东欧地区的宣传渗透等。在1989年的倡议中还提出：建立支持中东欧民主运动的机制;停止对苏联的补贴性粮食出口;如果苏联继续干扰自由电台的广播，就不与其签订新的通讯协议;成立储备货币基金，资助“自由欧洲”和“自由电台”的广播;美国劳联—产联应该负责培训中东欧的反对派领袖;教育部应该散发宣传品，揭示自决的好处;美国应与东欧反对派建立起更好的联系，以便协同行动;美国政府应该明确要求苏联政府进一步减弱对东欧的控制;支持东欧国家的罢工运动，同时对苏联施加压力，要求其允许独立工会遵守通行的人权规则，建立民主社会。此外，还应利用苏联的族群问题做文章;美国政府还应该制订全面的计划，应对苏联发生的重要事件，为实现这些计划应运用一切适合的手段;等等。美国政府尤其是在支持苏联国内的宗教复兴进程中充分运用解放学说，而且特别重视对那些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赴美进修、访学的专家的洗脑，招募和配置代理人。这些代理人非常卖力地推行破坏性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为他们制订了行事原则和方法。[18]
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证实，在“冷战”几十年里，西方国家大量苏联问题研究中心的对苏宣传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几代外交官都发挥了破坏性作用。但是，尽管西方早就有摧毁苏联的计划和战略、战术，而苏联的最终解体，问题却主要出在苏联国内。也就是说，摧毁苏联的主要工作仍然是苏联人自己完成的。
1991年6月，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称，苏联政治精英中充斥着大量的西方代理人。他引用了安德罗波夫在1977年写下的一张便条，其中谈及：美国情报部门提出任务，试图招募苏联人作为代理人，经过培训，将其推到苏联政界、学界、经济界的管理层。但是，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安德罗波夫说的是美国的长期计划，而苏联解体如此之快，几乎打破了美国的原计划[19]。克留奇科夫怀疑雅科夫列夫已叛变，曾向戈尔巴乔夫报告此事，但是，戈尔巴乔夫未予理睬。
1992年，久加诺夫称：戈尔巴乔夫客观上正是西方的头号代理人[20]，甚至其发动的改革本身就是西方的反苏阴谋[21]。
有人甚至认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等人都被西方情报部门招募，执行摧垮苏联的使命。赫鲁晓夫是“亲西方间谍”，恶意地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损害苏联的威望。[22]1966年苏联成立了智囊团，他们使国家无法运用自身潜力。[23]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科是西方“代理人”，安德罗波夫成立了阴谋集团，以确保摧毁苏联。[24]雅科夫列夫20世纪50年代即已被美国招募为间谍，而西方再通过他，在他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时将戈尔巴乔夫招募。[25]叶利钦也是西方代理人，与舒什凯维奇、克拉夫丘克签署《别洛韦日协定》，阴谋摧毁苏联。[26]不能说是民主派接受和完成了西方的指令，但是，一些政治精英发挥的作用，确实与西方的战略目标具有某种一致性。1990年，雅科夫列夫率代表团前往立陶宛，返回莫斯科后在苏共中央作报告说，波罗的海的事件是民主化、公开性的胜利，公开支持主张分裂的立陶宛领导人布拉扎乌斯卡斯的分裂活动。随后戈尔巴乔夫前往立陶宛，但他与群众进行对话未能成功。立陶宛领导人已经准备面向西方，摆脱苏联中央。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在摧毁苏联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消极的作用。克格勃领导人巴卡京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毁灭的罪魁祸首，但他的优柔寡断、左右摇摆确实促使苏联走向毁灭。但是，“在导致苏联毁灭方面，功劳最大的莫过于叶利钦。他既是摧毁联盟国家政权的思想家，也是执行人”[27]。
马特洛克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等人称为苏联这个病人的“主治医生”、“手术大夫”。马特洛克称苏联患上了致命疾病，必须进行医治。在苏联的病症中，有一种病症是滥用权力，因而必须进行手术介入，必须由一些负责任的主治医生承担这一重大任务。马特洛克担心后苏联独立国家会遗传苏联的疾病，会出现类似苏联的品质恶劣的表现，甚至提议成立一个“权威医学专家组成的共同体”，对其进行观察。
2006年2月，为纪念叶利钦75岁，俄罗斯国内的民主派和西方政治家对叶利钦大加恭维，马特洛克这样谈及叶利钦：
【“他在政治上是攻城槌，还是位外科医生，捅开了脓包。”】
随即问叶利钦：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请说说，你做到的主要的事情是什么?”】
叶利钦回答：
【“我认为我做的主要的事情，是把国家从共产主义独裁、一党独裁中解放出来，成为进一步变革俄罗斯的基础。俄罗斯变成民主国家，开始在民主的基础上生活。”】
2010年3月27日，在纪念戈尔巴乔夫改革25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由于俄罗斯领导人的立场，苏联被叛卖了。他们聚集在一起商量事情。最初是3个国家，后来是所有的国家。”“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将叶利钦派到国际竞技场上……他是个危险的人，冒险家，很武断，很大胆，但他是个冒险家。”】
戈尔巴乔夫再次承认：
【“苏联解体并非不可避免，我曾作为最后的保护人为保留苏联而战……苏联是我们自己毁灭的。这已经是我们的失算和错误，是我们的改革者们自己犯了错误……”[28]】
马特洛克甚至表示：摧毁苏联的版本是在华盛顿写好的。[29]那么，面对叶利钦这样的“攻城槌”、“外科医生”，戈尔巴乔夫能不能按照其他脚本行事?他没能展示出自己的政治意志和应有的果断，这位苏联首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将苏联拱手相让，但叶利钦并没有接手，而是将其摧毁。
总之，西方及其代理人在苏联解体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摧毁苏联是在苏联的内外部敌人配合下共同完成的，是一股合力的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而且，应该强调的是：从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苏联外部敌人对其采取了颠覆活动，到苏联解体时，西方国家原来对苏联运用的这些方法也都完全继承了。
其次，1991年8月到12月发生的事件(从“8·19”叛乱到12月初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的别洛韦日丛林密谋)，乃是酝酿几十年的反革命活动的完成阶段。签署别洛韦日丛林协定是一个违法活动，从法律角度导致了1922年的联盟条约和《苏联成立宣言》被废除。由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发动了国家政变，社会政治面貌已经发生变换。
其三，在西方的协助下，叶利钦及其班子对国家强行实施的资本化、市场关系改革，几乎完全摧毁了苏联的工业、军队和中央集权管理体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施的道德规则是与俄罗斯民族和其他各族人民数百年来的道德传统相矛盾的，人为地将国民划分为超级富有的少数人和绝大多数贫穷的国民。
其四，西方和苏联的政治家将苏联被摧毁的进程进行伪造，称之为苏联“解体”，称之为“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客观进程”。但是，在1990年到1991年间围绕联盟条约进行的谈判留下的档案文件可以揭示：这是苏联内部势力——代理人、第五纵队，在西方(首先是美国)特工机构、外交官的支持下，旨在摧毁苏联而进行的协同行动。
【作者：阿·萨宗诺夫，前苏联总统府顾问、副主任，现为俄罗斯国立经贸大学历史研究中心教授。译者：侯艾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