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6日，对林彪、叶群、林立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天。他们从两条渠道获悉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绝密情报，林立果、叶群陷于惊恐之中。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T达“一级战备”的命令，9月8日晚，林立果乘256号专机回北京，同周宇驰、王飞、江腾蛟等人秘密谋划着暗杀阴谋。

　　密报惊魂

　　1971年8月15日，78岁高龄的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十一次南巡。林彪对毛泽东的南巡，对中央召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部署，都是清楚的。唯一不清楚的是，毛泽东南巡讲了些什么，毛泽东对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尤其是对他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有些什么具体考虑。 毛泽东的行踪和谈话，对林彪、叶群保密，对周恩来却不保密。此前，他曾数度交代汪东兴和有关人员：“有些事，只能对总理一个人讲，别人不能讲。”可见毛泽东对周恩来是绝对信任的。9月3日，汪东兴、华国锋把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由汪东兴和华国锋追记的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稿，专门送给在北京的周恩来。4日，周恩来收到了谈话内容稿。仅隔两天，9月6日，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也知道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掌握情报，林彪自有林彪的渠道。最先告密的是两个人：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而告密所通过的渠道，是“大舰队”的李作鹏、黄永胜和“小舰队”的于新野、周宇驰。 顾同舟，河北清河县人，原名古极，1937年11月入伍，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冀中地区主力团团长，有战功。“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住自己，并进一步往上爬，他积极投靠林立果，成了林立果在广空的亲信之一。顾同舟是通过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熟人靠上林立果的。为了在林立果那里建功立业，他充当了一名自觉的情报员。在毛泽东南巡期间，他只要听到一点风声，掌握一点情况，便立即向周宇驰报告。 9月5日下午，广州军区举行军以上干部“吹风”会，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刘兴元、丁盛等人的谈话情况，顾同舟也参加了。但是，听着听着，他就紧张了。当听到毛泽东直指林彪的一些说法时，他感觉自己脑子里“嗡”的一下炸开了，乱哄哄地搅作一团。为了不至于遗忘，他顾不得纪律，假装吸烟，掏出一盒香烟往面前一放，在香烟壳上偷偷记下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 　深夜11点半，顾同舟回到家里，通过电话把会议传达情况一字不漏地通报给了于新野。顾同舟在电话里，不仅报告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还报告了广州军区一些负责人对林彪的态度。他说：“军区刘、丁他们，依我看态度很微妙，在传达中，他们对林副主席只字未提，表态一般。传达的声势还是比较大的，主席的指示很多，我看绝不止传达的这些。” 于新野把自己随听随记的电话记录递给周宇驰，手在微微发抖。周宇驰看罢，脸立即变了颜色。

6日下午，周字驰带着于新野整理的长达1 5页的电话记录，亲自驾驶直升机，从北京直飞北戴河，当面向林彪、叶群、林立果汇报。 9月6日，对林彪、叶群、林立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天。他们从两条渠道获悉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绝密情报。一条渠道就是上面所说的顾同舟、于新野、周宇驰；另一条渠道就是刘丰、李作鹏、黄永胜。 9月初，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长沙参观访问，向来敏感机灵的李作鹏，在长沙发现了一个新情况，当地负责人都回避谈论毛泽东到长沙、武汉的情况。李作鹏是知道毛泽东不久前的南巡的，也知道毛泽东分别找了一些领导干部谈话，但是，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毛泽东那里有什么动向，他却毫无所闻。9月5日，李作鹏到达武汉，约见了刘丰。刘丰一五一十地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屏住气息听着，脸色渐渐变得惨白。当天上午，李作鹏陪朝鲜军事代表团乘专机回京。到家后，他抓起电话告诉黄永胜：下午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时，请他提前去，有要事相告。

　　李作鹏4点钟到达人民大会堂，发现黄永胜已经等在那里了。李作鹏把从刘丰那里听来的情况，迫不及待地告诉了黄永胜。听着听着，黄永胜的脸色变得比李作鹏还要惨白。 黄永胜和李作鹏的举动，引起了吴法宪、邱会作的注意。机灵的邱会作，在去大使馆的路上，四顾无人，闷声不响地一头钻进了李作鹏的座车。于是，李作鹏附在他的耳边，嘀嘀咕咕地给他讲了一路。邱会作听了，嘴上没说什么，只是让李作鹏感到，他的身子一路在不停地抖动。

宴会结束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各自回家。随即，同北戴河的电话顿时忙了起来。先是吴法宪要同叶群通话，后来又发生了黄永胜、吴法宪争着要同叶群通话。吴法宪终于接通了叶群的电话。他报告说，李作鹏已经打听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9月6日这一天，对北戴河的叶群、林立果来说是一个不祥的日子，告急的电话从北京接二连三打来，林立果、叶群陷于惊恐之中。　好一阵子，叶群冷静下来，随后同林立果、周宇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三人商定：形势逼人，已经没有退路了，要立即实施“571工程”！至于具体方案，待拿出成熟意见之后，再报告林彪，请林彪下最后的决心。林立果来到林彪的房间，父子二人密谈多时。后来，林彪又和叶群密谈多时。再后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又一起密谈多时。中间，还穿插着林彪一个人关起门来谁也不许打扰的独自思考。 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最初的想法各不相同，或许只是到最后危急关头才达成一致。据事后林立衡揭发：林彪虽然内心郁闷、气恼、不服，但自知和毛泽东摊牌凶多吉少，于是最初萌生了万念俱灰、听天由命的念头，不想再争什么高低，这才有了他的“死也死在这里”的话。

叶群在知道毛泽东南巡点了她的名后，失魂落魄，哭求林彪带着全家躲到国外去。林彪被磨得没有办法，也想不出比出走国外更好的办法，甚至一度勉强表示了默许。但是，林立果坚决反对，他初生牛犊不怕虎，既不同意林彪坐以待毙的消极态度，也不同意叶群的临阵脱逃，他主张率领他的“舰队”，和毛泽东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批准林立果这一行动的“手令”。心烦意乱，心智已和战争年代相去甚远的林彪，最终没能坚持自己的想法，而默许了自己的爱子林立果的主张。这一态度最终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 9月8日晚，林立果乘256号专机回北京，声称回去“看牙”。在他的贴身口袋里，多了一样在他看来类似皇帝“密诏”的宝贝东西：林彪“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 　　“手令”用红铅笔竖写在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笔迹很重，看得出是用力写的。凭着这份“手令”，林立果策划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政变阴谋，从而葬送了他自己，葬送了他的“小舰队”，也葬送了包括他的父母在内的看似强大坚不可摧的政治集团。 　　

　　密谋暗杀阴谋

9月8日晚，一架编号为“256”的三叉戟专机，向着北京方向飞去。宽敞豪华的客舱内，只有三名乘客：林立果、刘沛丰、陈伦和。 林立果心事重重，在得到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密报后，他决心搞“571”，其思路虽然没有超出《“571工程”纪要》中所提到的模式，但武装政变的实施步骤、出击方向和动手时机，却是更加具体，也更加明确了。他总的指导思想是：前一段的缓和是假象，毛泽东看来已决心和林彪摊牌，场合和时机就在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上，形势逼人，刻不容缓。那么，作为“舰队”一方，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再也不能犹豫、观望和消极等待了，必须立即实施“571”，趁毛泽东南巡未归动手，力争国庆节前解决问题！ 为此，他和周字驰周密地设想了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趁毛泽东南巡未归，在外地杀害毛泽东。第二种方案，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第三种方案，出走海外，伺机而动。若前两种方案全部落空，则要么南下香港，要么北上苏联，总之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出逃海外。他特别牢牢记住了周宇驰的提醒：三种方案，要同时着手准备，绝对不可以单独寄希望于哪一种。只是，哪一种方案最终能成为现实呢？他心里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9点40分左右，三叉戟飞机稳稳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跑道上，林立果疾步走下飞机。舷梯旁，早有两个人等在那里迎接，他们是周字驰和胡萍。 林立果和周宇驰先去了一趟毛家湾林家大院，拿了枪和材料，然后一同前往京城西北方向的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去见王飞。 王飞跨进林立果的房间，只见刚刚进门不久的林立果正迈着急促的碎步。林立果看到王飞到来，惊喜地叫了声“参谋长”，硬把他礼让到沙发上。王飞刚一落座，林立果就开了腔：“参谋长！现在情况很紧张。有人早就想整首长，火药味已经很浓了。坏人要兴风作浪，把首长看作眼中钉，竭力陷害首长，你说怎么办？！” 王飞坚决地表态说：“我一定听你们的。” 林立果开始对王飞发布命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决把反对首长、陷害首长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把他们都干掉！南方的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的由你负责。估计南方不会有什么问题，北京这边在钓鱼台，也好搞，就看你的了。” 一听说搞钓鱼台的人，王飞喑暗吃惊。但他还是表态说：“林副主席叫干，我一定干。但是……”王飞又思量着说，“怎么个搞法，还要考虑考虑。钓鱼台我从未去过……” “老周去过嘛！”林立果打断了王飞的话，指点说，“你不是有警卫营嘛，开上大卡车往里一冲，就进去了。”　送走了王飞，林立果和周宇驰又驾车重返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工字房。 此时，江腾蛟已经奉命等候多时了。他听到外面汽车响，赶紧站起来迎接，接着，林立果和周宇驰旋风一般卷了进来。 寒暄几句，林立果开始向江腾蛟传达命令：“形势已到了关键时刻。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B-52现在杭州，才到了四五天，他喜欢住杭州，估计要在那里再待几天。然后他会由杭州到上海。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现在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也只有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你那里是第一线，你就是第一线指挥员，也就是前敌司令官。你要什么人，指名哪一个给哪一个，要什么东西，首先满足你。你看有没有握？” 周宇驰插话奉承道：“只有江政委才能担当此重任。” 林立果接着对江腾蛟说：“等你去上海打响后，北京这边也开始行动，由王飞带着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南北夹攻，双管齐下！” 江腾蛟思想上早有准备。他对谋害毛泽东的事，不但不感到吃惊，反而感到痛快。他对毛泽东从骨子里仇视，是毛泽东罢了他的官，又是毛泽东说他不可重用。他渴望政变，渴望在政变中发挥作用，因为只有政变成功，他才有出头之日，他也只有在政变中立下功勋，才能报答林彪、林立果的知遇之恩，也才能在今后飞黄腾达。江腾蛟不慌不忙地说：“有没有把握，要看采用什么办法。”　林立果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第一，用火焰喷射器和四O火箭筒打火车。第二，调几门高射炮平射打火车。要空四军把‘教导队’带着，就说有坏人要害主席，以营救主席为名往上冲。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趁B-52接见时动手。” 江腾蛟思索了一下：“如果这三条都用上，可能有六七分把握。” 　　江腾蛟掐灭自己手中早已顾不上抽的香烟，一条一条地分析起来：“第一条，火焰喷射器空军没有，就是有，我们也不会用。要战士打，战士不干，还会把下命令的人打死。第二条，向主席专列旁边调高射炮，一动就被发现。再说，主席的专列是防弹玻璃，步枪、机枪打不进。车上的警卫只要抵抗半小时，附近的部队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要空四军‘教导队’去冲火车打毛主席，他们也不一定干。第三条，要王维国自己动手，不知他干不干。主席专列上可能有仪器，一照就照出来了。枪要是带不上去，又怎么办？” 　　江腾蛟分析得头头是道，一番话说得林立果、周字驰没了主意。沉默片刻，林立果对江腾蛟说：“你再想想，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你是第一线指挥员，听你的。” 　三人一阵沉默。半晌，江腾蛟似乎心不在焉地问：“机场不是有油库吗？” 　　“油库？”周字驰像发现了新大陆，高兴地叫起来，“对！机场有油库。油库能不能爆炸？” 江腾蛟仍然不紧不慢地说：“能不能爆炸，我不懂，但油库可以烧着。虹桥机场油库就曾发生过火灾。” 　　“有了！”周宇驰兴奋地一拍巴掌，“烧着也好。只要烧着了，然后就带着部队去救火，趁混乱之机，让教导队冲上列车，把主席抢走。这就叫浑水摸鱼，趁火打劫！” 　　说完，周宇驰拿出铅笔和纸，要江腾蛟画出油库的位置。 江腾蛟拿着铅笔，三下两下就画出了油库的位置和毛泽东专列停放的位置，标明了方向和距离。他一边画一边说：“这是个好办法。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人带车都报销了。” 　　这时，林立果走了出来，他看了草图，兴奋地说：“嘿，这是个好办法！” 　　周宇驰说：“明天我再找人了解一下，油库能不能爆炸。现在，B-52已经在杭州住了几天了，要快一点搞，他一走就错过机会了。 　林立果点着头说：“对，要抓紧干。首长说了，谁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意见不统一 　　9月9日下午，西郊机场工字房，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周宇驰围坐在一起，紧张地密谋。 　　这是9月8日晚林立果回到北京，连夜分头向南、北两线总指挥和“小舰队”在京骨干成员出示林彪“手令”，下达立即实施“571”的命令后，专门进行的第一次正式密谋。之所以说是第一次正式密谋，因为有南、北两线总指挥坐在一起，协调行动。密谋围绕一个问题展开：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杀害毛泽东。 　　林立果提出先研究南线，“老政委，除了昨天晚上讲的，你考虑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林立果向一直在默默抽烟的江腾蛟发问道。 　　经过一夜的考虑，江腾蛟认为炸油库的方式是可行的，便说：“炸油库吧。如果毛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小油库，油库起火，趁救火的乱劲儿上去干掉他！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人带车就都完蛋了！” 　　可是，周宇驰迷恋于皇姑屯方式，他问江腾蛟：“从杭州到上海之间不是有铁路桥吗？为什么不炸桥呢？还是搞张作霖的办法好吧？”　　江腾蛟说：“桥是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把守。” 　　周宇驰说：“把守桥的搞掉，换上我们的人。” 　　王飞提出问题：“要炸桥，不知道专车什么时候来，怎么搞？” 　　周宇驰说：“这个问题好解决。杭州一发车，陈励耘就会告诉我们的。” 　　林立果接上去说：“先给王维国打个招呼，及时把情况搞清楚。我们搞情况还是有办法的。” 　　江腾蛟又问：“若是他坐飞机怎么办？” 　林立果摇摇头说：“B-52是不坐飞机的，武汉七二O事件后他坐飞机离开武汉去上海，那是特殊情况。” 　　江腾蛟看到周宇驰坚持炸铁路桥，也不便和周字驰争论，便建议说：“要炸铁路，硕放那一段比较合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他部队。前年战备时，还给那里的空×师和机场配了一个加强营的武器。问题是怎么动员部队去搞。” 　　周字驰一听，坚决地说：“那好，就在硕放搞。对部队就说有坏人坐着主席的专车搞阴谋活动，中央军委密令××师炸掉这列火车。”　林立果也赞成：“这个办法好。这样我们就有两手了。” 　　9月9日晚上9时许，周宇驰打电话给王飞，要他来空军学院秘密据点。王飞明白，这是林立果要和他专门研究攻打钓鱼台的问题了。自从被林立果任命为攻打钓鱼台的北线总指挥，王飞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知道不干不行，更知道干起来困难重重，生死未卜。 　　王飞到了之后，林立果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问王飞：“想到什么好办法没有？” 　　王飞老实回答：“还没有。 　　“我就不信，我们就那么无能！”林立果一下子来了气，他叫周宇驰拿来一张描画的钓鱼台地图，展开摊在茶几上，比画着说：“我看就坐上大卡车，从这两个门同时冲进去。枪一响，里面就乱了套，那么高的墙，里面的人想跑也跑不出来。” 　王飞说：“硬冲的办法不行。一来空军带着武器进不了城，钓鱼台一带戒备很严，是卫戍区的重点警卫目标；二来即便冲进去了，很快就会被包围，进得去，出不来，加上空军的人对钓鱼台地形不熟，也不一定能抓到要抓的人。” 　林立果不同意：“从空司到钓鱼台，才几步啊？警卫营坐上大卡车，顶多十来分钟，就到了嘛。”王飞说：“上午我找空司警卫营的领导问了问情况，他们能动的兵力也不过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要是一起出动，得七八辆卡车，那目标就大了。再说，强攻，武器得好。警卫营都是轻武器，手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连火箭筒都没有，打起来恐怕不是对手。”周宇驰接上去说：“硬冲不行，那就智取。可以小股隐蔽进入。晚上到门口，把哨兵一抓，就进去了。 　　王飞说：“那得情况很熟才行。” 　　林立果想了想，说：“老周对那里情况熟，他带你去，你准备好人。” 　王飞走后，林立果和于新野等人开始了另一番密谋。林立果正向于新野询问上海、杭州的情况。随后，三个人一起，又对暗杀地点和手段进行了反复研究。意见一时难以统一。周宇驰主张炸桥，于新野主张炸油库，后来周、于又主张让陈励耘或王维国当面直接动手。但研究来研究去，认为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难处。林立果一时也难以取舍，定不下来。 　　看看已到深夜，周宇驰把王永奎、李伟信领上二楼，林立果又和他们开始了新一轮密谋。 　林立果对王永奎说：“交给你两个任务，一个，研究一下在无人驾驶飞机里装上遥控爆炸的装置，用电脑控制，带上炸弹，直接引导爆炸。美国陆军有这种飞机，是用来侦察前沿阵地用的。另一个任务，研究一下汽油在什么条件下着火，怎样使油库燃烧爆炸。” 　　王永奎说：“不如火炮。” 　　林立果沉吟不语了。这两天，讨论来讨论去，方案提了好几个，方式说了好几种，但没有一样是万无一失的。南、北两线总指挥也摆了不少困难，看样子都不敢打保票。再这样空议论下去，决心定不下来，让时间白白过去，什么时候能完成首长交给的任务呢？怎么能够实现夺取政权的宏图大业呢？想到这里，林立果心中焦躁起来。　　

　　阴谋流产

9月11日中午，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人坐在沙发上，继续他们的密谋。 在讨论杀害毛泽东和攻打钓鱼台的具体方案时，几个人七嘴八舌，意见分歧又来了。除了已经提到的一些办法外，他们又提出了许多新办法：用首长名义召集大家开会，在会议上搞，在接待外宾时搞；用飞机导弹袭击中南海；用喀秋莎攻击钓鱼台；用坦克冲；用轰炸机炸……商量来，商量去，始终找不出一个公认的有把握的办法来。 林立果看这样下去，一时不会有结果，而且只会消磨意志和士气，便改换思路，突然说道：“我请来一个人，你们认识认识。”随即，在于新野的陪同下，一个身穿陆军服装的中年人出现在大家面前。林立果上前拉住他的手，介绍说：“这位是关光烈同志，给首长当过秘书，现在是陆军××师政委。’ 关光烈是林立果背着北戴河方面，自作主张请来的。因为林立果感到兵力不够，要向他借兵。之前，林立果、周宇驰已经简单同关光烈谈了话，让关光烈看了林彪的“手令”，向他提出了调部队到北京攻打钓鱼台的要求，要他先考虑考虑。 　　林立果面向关光烈说：“今天请你来，研究两件事：第一件，把你们的喷火连调到上海去，由他――”林立果指了指江腾蛟，接着说，“由江政委指挥；第二件，从你们师调两个营的部队到北京，协助他――”林立果指了一下王飞，“协助王副参谋长攻打钓鱼台。特别是到上海的喷火连，要快，要争取时间。你看怎样？”　　关光烈毕竟是林办的老秘书，见过“世面”，他听了林立果这一通话，没有激动，而是冷静地回答说：“调动部队个人没有权，要经过党委讨论，上级批准，由作战部门下达命令，个人谁也调不动。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手续很多。如申报火车皮，必须师报军，军报军区，再由军运部门调拨，才能坐上火车。” 　　林立果开始想得挺简单，一听傻了眼。“攻钓鱼台的事，等会儿再研究吧，还是先研究南线怎么搞。”林立果问关光烈：“火焰喷射器究竟有多大威力？打火车行不行？” “只要能喷进去，里面的人就统统烧死。不过，它本身连这个门也烧不透。”关光烈指着客厅的门说。 “那怎么办？”林立果问。　“如果火车的门窗都关严了，就要先用别的武器把目标打穿，再从洞口往里射。”关光烈回答。林立果想了想，又问：“先用四O火箭筒把火车打穿，再用火焰喷射器，能行吗？” 　　关光烈说：“行是行，那得配合好。”林立果仍不死心，哀求一般地问关光烈：“从你们那里调两个喷火连到上海也不行吗？” 　　关光烈一口咬定：“别说一个连，调一个排也不行。” 　林立果看了看表，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现在不研究了，趁天还没黑，先去钓鱼台看看地形。’　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关光烈一行，坐着于新野开的汽车，由位于钓鱼台西边的玉渊潭公园进入，往东步行，爬上一个小山丘，远远地朝钓鱼台张望。在山丘上看罢，他们又开车绕钓鱼台转了一圈，看了围墙、正门、哨兵、流动哨和路口警察、巡逻部队的位置和情况。他们看到围墙很高，新拉了铁丝网，里外戒备森严，都感到不好搞。 　　看罢地形，回到工字房，气氛显得更加沉闷了。 　从9月8日晚到11日晚，林立果先后6次找人密谋杀害毛泽东，提出了8种阴谋手段。这就是：用火焰喷射器烧毛泽东的火车；用四O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泽东的火车；派飞机轰炸毛泽东的火车；由王维国趁毛泽东接见的时候，开枪杀害毛泽东；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泽东下毒手；炸专列附近的油库，让汽油燃起的大火烧毁专列，或趁救火的乱劲由教导队冲上列车杀害毛泽东；在硕放用炸药炸铁路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枪打专列，把列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打凶手，把车上的人统统打死。 　　然而，他们在密室内想得不错，却连一个方案都没有确定下来。 　　正当他们进一步确定出发时间时，电话铃声响了。于新野抓起电话，里面传来这样一句话：“王维国出院了！” 　于新野一听傻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他惊慌失措，连滚带爬地赶紧去向林立果报告：“上海来电话，说毛主席今天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过了上海！” 　　这一消息，真好比晴天霹雳。林立果一听，触了电似的一下子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吓得连连狂喊乱叫：“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他瞪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双手挥动着，小跑似的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用手指毫无目标地轮流点划着每个人，声嘶力竭地叫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林立果神色茫然，两眼发直，呆呆地在房间里愣了好一会儿，然后一屁股瘫倒在沙发里，双手捂住脸，流着泪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暗杀毛泽东的阴谋，就这样在阴暗的密室中流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