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中国历代史学家精心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合集,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毛泽东注重研究这部史学巨著,他深刻联系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历史的创造性解读推动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学习历史、运用历史的热情,促进人们鉴往知来,把握“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这一切都彰显了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酷爱阅读传统的经、史、子、集著作,“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其中《二十四史》是他尤为重视的一部巨著。1952年,毛泽东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从此,这部书陪伴了他24年,无论他在北京还是外出考察,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列车、飞机上,他夜以继日,手不释卷地刻苦阅读研究。其中有些史册和篇章他反复研读多次,并用红蓝铅笔在书上留下了大量符号和批语。
毛泽东的批语包罗万象,有关于古代战争的战略、战术解读,有关于古代统治者治国方略的评价,他对史实、史迹广泛发表真知灼见,也将那些对当今社会有所启发的思想内容加以勾划,并加以诸多注释和说明。
毛泽东善于将两种至数种历史著作参照阅读。如《前汉书》与《后汉书》、《旧唐书》与《新唐书》、《南史》与《北史》,毛泽东将其中的历史要素进行比对,辨析其中的史实。他曾说: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毛泽东读史始终注重联系当今实际,经常分析历史人物的境况和各种条件,充分考虑修史者的历史局限性,并加以现代视角的解读。毛泽东读《新唐书》的《徐有功传》时,注意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这句话。他写下批语: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1975年,82岁高龄的毛泽东身体衰弱,罹患眼疾,但他每天仍坚持读《二十四史》,并认真撰写批注。到了1976年,毛泽东病情加重,时常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但只要是神志清醒的时刻,他仍坚持阅读《二十四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南史》和《晋书》分册仍静置在他的枕边,陪伴毛泽东走完了他不懈求索与奋斗的一生。
毛泽东对历史上很多人物都有过独到的认识和评价,其中承载着他深厚的历史情怀和宏阔的唯物史观视野。
项羽的战略错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毛泽东对项羽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评价。毛泽东还通过阅读《史记·项羽本纪》,总结出了项羽一生中的几个致命错误,这些错误最终导致他的失败。一是项羽在鸿门宴上对范增的建议置若罔闻,将刘邦放走;二是项羽过于相信楚汉所订立的鸿沟之约,对刘邦毁约东进的估计不足;三是项羽建都彭城,放弃沃野千里、雄关垒座的关中地区,造成了重大战略失误。而项羽这个人之所以犯下这些错误,就源于他“不爱听别的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良策。
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在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刘邦都有较高的评价。他评点《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本是一介平民,早年名声也不太好,但他能在秦末群雄逐鹿的时代大潮中脱颖而出,开一代王朝基业,名垂史册,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人。
梁武帝的得与失。毛泽东在《南史·梁高祖本纪》中,对梁武帝早期的治理成就比较欣赏,认为他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也对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梁武帝执政的中后期则急转直下,他开始崇尚空谈,无所作为,导致忠良远离,奸佞日近,这也成为他最后导致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
“笑里藏刀”的李义府。毛泽东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曾明确指出:
【“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对历史上善于策划阴谋诡计的人,他也十分憎恶。毛泽东评点《旧唐书·李义府传》认为,李义府是一个专爱耍阴谋的人,笑里藏刀。
朱元璋的才能。毛泽东读《明史》多次,对《太祖本纪》也有较多论述。延安时期,他在一次讲课中说: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觉常作“天子”之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郭子兴而起。初犹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遂代表地主的利益,故能贵为天子。朱元璋以一个落魄的和尚,十五载而成帝业,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卑微、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毛泽东认为,朱元璋虽然不识字,但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多谋善断,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不办事”的嘉靖皇帝。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比如《明史·世宗本纪》一章中记述的嘉靖皇帝,毛泽东评价他“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一直以来,明朝“实亡于万历”的观点在学界受到广泛的认可,但毛泽东认为,嘉靖皇帝的昏庸无能才是明朝由盛到衰的根本转折点。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努力探求历史文本背后隐藏的真相。
例如,欧阳修在《新唐书》的《马周传》中认为,马周虽自比为傅说和吕望,但才能不及他们。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马周给唐太宗的上奏,其中“节俭治国,关心百姓的疾苦,建议分封得当,加强郡县基层人选”等思想非常精辟。毛泽东因此批注: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认为马周的才德,远比傅说、吕望高得多。
再如,对《旧五代史》中所记叙的陈桥兵变,毛泽东就指出其真实性的问题:
【“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
毛泽东对《宋史·秦桧传》的态度也非常鲜明,他说:
【“宋高宗、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
中国历史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始终没有断层的文字记载。但其中隐而不书、推卸责任,或是迷信、虚假的成分也广泛存在。如“刘邦斩白蛇”等传说故事也与历史混杂在一起。毛泽东曾批判说: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
但他同时也指出:
【“如果因为历史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从黄帝始祖到明朝灭亡,《二十四史》记叙了中华民族4000多年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毛泽东潜心研读《二十四史》,核心目的是为了批判与继承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遗产,使其能够为现实社会服务,这同时也是毛泽东大力推动《二十四史》普及的初衷。
1939年,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1960年,毛泽东说,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我国对《二十四史》等史学著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整理、标点、翻译、校注,使之以全新的面貌呈现于世,并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摘自《学习时报》2019年08月07日第A5版。原标题《毛泽东与<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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