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为党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这次会议，标志着适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开辟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将走完，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此开始。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居功自傲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013年7月11日下午，习近平在西柏坡参观时说，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解放初期的“三反”运动，就是在两个“务必”精神指导下开展的一次反腐败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这是共产党执政后惩治腐败的初战，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蛀虫，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员。这对抵制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和健康的社会风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亲自部署开展“三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繁多，可谓日理万机，但毛泽东无时无刻都在关注全党是如何贯彻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访苏归来，在哈尔滨会见当地各方面负责人时告诫说，要努力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还为当地领导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3月1日，毛泽东在沈阳同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负责人谈话时，谈话重点仍然是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东北由于解放得早，是当时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之一。但是，第二年11月，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一份《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使毛泽东感到吃惊。该报告在总结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取得的成绩后(增产节约运动是毛泽东首先倡导的，目的是开辟财源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列举了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其中提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5亿元人民币(人民币旧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十分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无人过问。
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刻想到，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完全有可能是全国性的问题。
11月20日，毛泽东为转发高岗的这个报告，起草中共中央发至省级党政军组织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这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由此，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开始启动。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那样，毛泽东又着手指导一个新的运动。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转发的两个报告和他起草的批语，为“三反”运动定下了基调。
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11月25日报来的关于三个会议的报告。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报告中“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他们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阅后即转发至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区党委，并在批语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12月1日，毛泽东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起草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省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的通知，要求他们遵照执行。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三次重要修改，加写和大部改写很多内容，例如：“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来。”
12月5日晚，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成立中共中央节约委员会，书记薄一波;中央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主任朱德;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成立这三个委员会，目的是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贯彻执行好中央关于“三反”的各项方针政策。同时，也加快“三反”运动的全面展开。
从这时开始，毛泽东为指导“三反”以及后来的“五反”运动，为党中央起草了许多文件，批转了大量的报告，写了众多的指示、批语和书信。据统计，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就达50件;收入《文稿》第三册的达183件，约占该册全部文稿的五分之二。
从12月4日到7日，毛泽东连续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后，愈加感到问题严重，不进一步发动全民参加恐怕难以见效，于是在12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此说明一下，据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说：在“三反”运动中，“经中央和大行政区批准判处死刑的四十二人(内有杀人犯五人)，死刑缓刑九人，共计五十一人”。
毛泽东还注意针对不同系统的具体情况作指示。12月11日，毛泽东批转中共邮电部党组的报告，指出：“因邮电事业普及全国，贪污问题又很严重，故应将此件转发县委，提起大家注意。”同日在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报告时批示：“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12月13日，毛泽东在批转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南局的报告后，又对习仲勋12月11日关于分析西北贪污现象和准备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报告起草转发批语。批语说：“我认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见，都是正确的。你于十二月八日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只开一天会，已使你了解情况，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以后动员群众，开展斗争，即将迎刃而解。”
这年整个12月，毛泽东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指导“三反”运动上，一直忙到年末。1951年12月31日晚上八时，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准备用电报发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但后来又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关于“三反”的材料，于是改变了主意。1952年1月1日凌晨三时，毛泽东致信林彪：“已将批评中南的电报停发，因为谭政的思想已经扭转过来了。谭写的另一文件是基本正确的，有两点不妥，我已批在文内，于今夜派专人送给谭政，并告诉他一些做法。”
在连续工作20个小时后，毛泽东于1952年元旦下午五时半，邀请十几位民主人士和党内几位负责人，在颐年堂聚会。六时半，毛泽东同他们一起来到怀仁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毛泽东在团拜会上发表元旦祝词，祝词说道：“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根据安排，团拜会后，有一场文艺演出。但许多部长和副部长早已坐立不安，没去欣赏文艺演出。团拜会一结束，纷纷离场，赶回机关，连夜部署本系统的“三反”斗争。
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下，新中国的第一次反腐败运动，就这样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定政策 纠偏差 集中力量打老虎
作为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反腐运动，在进行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可以说是关系到运动成败的关键。
1952年元旦过后，毛泽东的工作重点依然是要完全把“三反”运动真正发动起来，“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毛泽东有时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如何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参加到“三反”运动中来。
薄一波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写道：“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
“三反”运动确实很快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每天都有各地各系统的报告送到毛泽东的案头。很多具体问题也需要毛泽东指示。因此，如何确保运动能够有效进行而又不走偏，成了毛泽东这段时间工作中的重心。具体地说，就是既要使每一个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又要尽量避免误伤任何一个好人，而且还要着眼今后的经济发展大业，争取大多数多多少少有点问题的干部能自觉改正错误，轻装上阵，继续工作。对于某些重要的建设人才，可以适当地“网开一面”。
1月4日，毛泽东复电华东局同意：将一般的大贪污犯的逮捕批准权交地委及各直属市委;对有全省及全国影响的人士因贪污需加逮捕者，应报请省委或区党委批准;对贪污犯的判处徒刑和死刑，应该经过司法机关并按惩治贪污条例处理。
1月5日，毛泽东批转北京市委报告。批语指出：“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这一天，毛泽东批示了推广华东军区组织检查团互相检查的办法，还指示薄一波和彭真“于十天内将惩治浪费条例起草出来，并将惩治贪污条例加以修改，于一月十六日交我为盼。”
1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天津报告的“三类分析”做法：把干部超支分为三类：不可避免的超支、生活铺张性质的超支和腐化性的挥霍。经过这样分析，特别是进行了检讨后，有些仅有第一、第二类超支，尤其是仅有第一类超支的干部，在“三反”斗争中就心平气和、理直气壮了。
1952年1月2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薄一波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及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毛泽东修改的重点之一是对情节不严重且能坦白、退赃，悔过者，一般可免予刑事处分。其中有些对革命有功、偶然失足、情节甚微者，可免于处分。这样，大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
为了使“三反”运动尽快取得实效，为经济建设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毛泽东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他在1月22日提出“注意打大老虎”。1月23日又批示要将注意力转向搜寻“大老虎”。1月25日在谈话中说“打‘老虎’要彻底”。
关于“打老虎”，毛泽东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至今还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称道。特别是毛泽东态度鲜明的那段话，很多人印象深刻：“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从《毛泽东年谱》等资料看，要把“三反”运动放在与“抗美援朝”和“镇反 ”同等重要位置，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还是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个案件。毛泽东在1951年11月20日批转了高岗的报告后，就没有发出过专门针对“三反”的指示。一直到11月30日收到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报告后，才密集发出关于“三反”运动的各种指示。毛泽东在11月30日批示“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1日，又起草中央致华北局薄一波、刘澜涛电：“在这个报告中没有说到对于那些重大贪污犯，党和政府是如何处理的，请你们将处理情况补报我们。”此后，每隔一两天，有时是连续几天，毛泽东都作出一项或者多项关于“三反”运动的指示。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在给华北局的报告中，就刘青山和张子善事件自请处分。报告写道：“他们违法犯纪胡作非为，为时已久，而省委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未能及早觉察处理，给以严格的教育，致使国家资财和党的影响受到巨大损失，刘、张二犯走上了不可挽救的道路，实甚痛心。请求给我们以严格处分，以教育全党。”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也就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写出了报告，并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严重官僚主义，请求给以处分。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不仅勇于承担责任，而且把“检讨”在当地报纸上公开发表。
但是，这件事当时还没有影响到全国。12月28日，胡乔木将三件关于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揭发刘青山和张子善巨大贪污案和河北省委关于开除他们两人党籍的决议的新闻稿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29日批示：“照发。应于卅日见报。”
12月30日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正式向全国公开后，党内外群众震惊、高兴、感动，还有反思;他们拍手称快，衷心拥护。为“三反”运动在全国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张子善是在河北省“三反”部署大会上当场宣布逮捕的。当时，刘青山还在随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匈牙利访问。当代表团的负责人向匈牙利领导人拉克西介绍刘青山是15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时，在场的匈牙利人发出惊叹之声。拉克西和刘青山合影，并用坚定的眼神凝视着刘青山：我相信毛泽东时代会造就出更多这样的特殊材料制成的杰出青年。让我们为毛泽东时代祝贺。刘青山万万没想到回国在天津火车站就被逮捕了。
1952年2月10日，公审大会在河北省当时的省会保定举行。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刘、张二人被执行死刑。临执行前，一位省委干部向他们宣布：一、子弹不打脑心，打后心;二、枪决后妥善安葬，棺木公费购置;三、家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子女由国家抚养。两人听后开始放声大哭。张子善感觉到记者的照相机对准自己时，呜咽着说：“唉，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
消息传遍全国，广大群众纷纷称颂共产党廉洁清正，大公无私。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发动“三反”，惩治腐败决不容情。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白流。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决定了“三反”运动采取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在运动中、特别是“打老虎”阶段，不少地方和部门都曾发生过过火斗争的偏差。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在察觉后迅速作了纠正，并举一反三，警示全国。1952年2月9日，在阅高岗2月6日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即复电高岗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负责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17日，毛泽东向全国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全区“打虎”的报告时，指出：习仲勋报告中的“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提得很好，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毛泽东还在2月26日指出：“严禁逼供信的方法，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所在。”3月4日，毛泽东更是明确指示：“禁止人格污辱和变相肉刑，不得采用‘疲劳战术’和‘车轮战术’。”毛泽东还强调在法庭审判、追赃定案阶段，必须实事求是，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等等。
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办法、步骤及批准权限等，使有关的处理工作进入法庭审判程序。毛泽东指出“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意义”。
在“三反”运动期间，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两点，同样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一个是党政机关和军队，今后不得再从事经营性生产活动和经商活动;另一个是，开展“三反”运动不得影响生产、工作和抗美援朝的作战。
1952年10月，“三反”运动结束。据统计，全国被查出的赃款赃物6亿元，有38402名贪污分子受到刑事处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这一条经验，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