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１９５３年，林彪卷入了“高饶事件”。

　　林彪和饶漱石不熟悉，没有什么瓜葛。但林彪和高岗，在延安时就打过交道，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一起共事，林彪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高岗则担任东北局常委、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主管包括后勤在内的后方工作，两人合作得很好，关系密切。高岗资历特殊，是西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主持延安方面的党务工作，是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作能力强，有个性，深受毛泽东器重。据说在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只有两个人不经通报即可直接面见林彪，一个是罗荣桓，另一个就是高岗。

　　１９５３年初，高岗、饶漱石分别从东北局第一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分别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一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考虑是否采用部长会议的国家体制和是否增设党的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的主张。高岗、饶漱石把这看成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看成是攫取更大权力的绝好时机，他们联起手来，将矛头对准刘少奇、周恩来，想把刘、周拱倒，取而代之。于是，高岗在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３日至８月１３日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明里暗里、会上会下施展阴谋手段，表面上攻击中财委、薄一波，实际上“批薄射刘”，把矛头对准刘少奇。

　　林彪是高岗的重要支持者和同盟军，也是高岗手中的一张王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初，高岗以休假为名，“周游”华东和中南地区，在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中散布他的所谓“军党论”。他说，“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中国共产党里有“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以及“白区的党”两个部分，毛主席代表红区的党，刘少奇代表白区的党。还说现在党中央和国家机关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彻底改组。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他还露骨地攻击和诋毁刘少奇，说刘少奇不成熟，党的七大把刘少奇抬得太高了。

　　高岗的这些说法，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出身于井冈山，一直在苏区带兵打仗，对在白区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如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存有偏见。他对刘少奇看法不佳，尤其是对抗战结束后刘少奇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不以为然。他和彭真关系紧张，抗战一结束他到东北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久改成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时，彭真任政治委员，他很不满意，说彭真不是打仗出身，没有资格当他的政委。结果两人闹得很僵，最后中央只好调整彭真的职务，将彭真调离。加上他和高岗共过事，有个人关系的因素，因此他对高岗多了几分信任和亲近，少了几分警惕和距离。

　　二

　　以休假为名的高岗专程到杭州刘庄，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林彪，两人无话不谈，十分投机。高岗的“军党论”，赢得了林彪的赞赏。高岗利用安子文私拟的中央政治局人选名单，在林彪面前挑拨离间，收到了预期效果。

　　１９５３年３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转达了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同志名单。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分两组列出，一组写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为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为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写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同志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安子文将这个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向饶漱石谈过。高岗以为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搞的，给他看的目的是试探他，于是抓住这件事在高级干部中做文章。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没有林彪），连朱老总也没有了。高岗在林彪面前这样一散布，激起了林彪对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等的强烈不满。高岗还多次到刘庄林彪住地，和林彪商量中央人选名单、军队八大代表团名单。林彪赞成高岗关于要“改组”党中央和政务院的意见，赞成由高岗掌控更高一级的实权。林彪称赞高岗政治上很强，将来是党内了不起的人物。在高岗即将离开杭州时，林彪又派叶群对高岗说：“林彪与你谈话后，很兴奋，他的意见，主席退居二线，同意你兼职掌握实权，总理摆名义职务，不要他掌实权。”事后，高岗得意地对别人说：“关于中央人选名单已与林彪商量好了，他同意这个名单。”

　　高岗自己想掌控政务院的实权，却故意抬出林彪，以掩人耳目。１９５３年底，毛泽东南下杭州修改宪法离京前夕，高岗特意找到跟随毛泽东去杭州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谈话，一方面要罗瑞卿注意照顾毛泽东的健康，另一方面请罗瑞卿向毛泽东传话：成立部长会议，我赞成林彪。

　　实际上，高岗是在耍两面派。他表面上对林彪十分尊重和敬佩，要抬出林彪，背后却贬损林彪，吹嘘自己。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的陈正人，这时也在杭州刘庄休养，高岗也到他那里游说。高岗对陈正人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还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即林彪不如高岗），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还散布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搞部长会议（政务院），由他来搞政治局。而在另外的场合，高岗又说改组党中央和国家机关，应由他担任副主席或总书记，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

　　与利令智昏、忘乎所以的高岗不同，林彪把打仗时的机警也运用到了政治上。他明明对高岗的论调和主张大加赞赏，却托词养病，并不出头。他见高岗、饶漱石的活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被察觉，有暴露的危险，即开始金蝉脱壳和隐身。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２５日，他写信给×××说：“关于高所谈机构问题，盼你对张（张际春）、邓（邓子恢）不必谈，且望在粤、在汉、在京对一切熟的同志亦均勿谈。”并一再嘱咐：“在谈话中勿涉及人事问题。”１１月末，他交给高岗妻子李力群一封信，要她亲自交给高岗，不要丢了，也不要和其他人讲。信的内容无人知晓。“高饶事件”后的１９６２年，叶群又对李力群编造说：那封信是林彪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是危险的，不让别人知道是想让高岗偷偷改了。说当年高岗在杭州给林彪看中央人选名单，林彪当时就曾批评高岗说这是非法活动。叶群显然认为高岗已死，死无对证，任她怎么编造也无人反驳，实际上是她害怕中央追查林彪和高岗的关系，因而授意编造情况欺骗中央，掩盖真相。

　　三

　　高岗所散布的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和吹捧林彪的言论，以及林彪支持高岗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１９５３年１２月的一天，毛泽东对罗瑞卿点破说：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你认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没有了。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为了团结、争取和挽救林彪，毛泽东特意要陈云去杭州做林彪的工作。毛泽东让陈云转告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不再支持高岗，但态度勉强，并且对周恩来表示了不信任。“九一三”事件后，陈云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８日在《我对林彪的揭发》的材料中写道：“在高饶反党阴谋中，林彪实际上是大后台。毛主席要我去杭州说服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林彪表示同意，但又说党的副主席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我回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问：‘难道不要恩来？’今天看，毛主席当时这样问是有远见的。”

　　１９５４年２月６日至１０日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林彪见高岗大势已去，便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洗刷自己。他一面通过人散布“林彪反对高岗”的谎言，一面又通过别人同高岗订立攻守同盟，要高岗做好精神准备，自己承担，不要牵扯到别人，绝对不要牵扯到林彪。其实，由于高岗急于拉林彪这杆大旗为自己张目而到处散布“林彪支持高岗”，这在当时已为党内不少人所知悉。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９日，邓小平在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谈到“高饶事件”时，这样说过：“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５３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也找陈云同志谈判……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

　　或许是因为毛泽东的宽容和厚爱，或许是林彪的洗刷和表白起了作用，卷入“高饶事件”的林彪，政治上竟没有遭受任何损失。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７日，高岗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１９５５年１月，饶漱石也被正式逮捕。高岗、饶漱石身败名裂，而林彪却扶摇直上，在１９５５年４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和邓小平一起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在１９５８年５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进入了党的核心领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