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中四年（783）十月，唐德宗削平叛乱藩镇的战争，正是白热化的阶段。5000受命增援的泾原路士兵正抵达长安。这支多年在西线血战吐蕃的虎师，此时却已在冬日严寒里，历经多日冒雨急行军。偏偏负责犒劳部队的京兆尹王翃极度刻薄，只给他们送来一堆粗茶淡饭。这群本想勇赴国难的士兵悲愤怒吼：“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待到惊慌不已的唐德宗赶快派人送来两车美食绢帛时，这群寒透心的士兵们的怒火，已是按捺不住。突发的大乱席卷了长安城，钱米堆积如山的大唐府库全落入叛军囊中。唐德宗以及后妃权贵们撒腿逃命。大唐帝都长安，就以这不可思议的方式突然沦陷。这场给此时唐朝雪上加霜，更险些要了大唐命的叛乱，正是“奉天之难”。

　　对于这场大乱的直接责任人——京兆尹王翃来说，当时的大唐腐败成风，官员们吃拿卡要成常事，遇到“犒军”这类花钱的事儿，“刻薄”都是基本操作，却不想叫唐德宗的“削藩”蓝图，在这场突然大乱里无情泡汤。若论历史上“坏了大事的小人物”，这位“刻薄”的王翃京兆尹，算是其中一位。

　　不过，若论这场“奉天之难”里“坏大事”的小人物，王翃也并不孤单，神策军使白志贞也算一位。为什么区区五千泾原兵，就能把戒备森严的长安翻个底朝天？因为担负长安守卫的白志贞，多年来只忙发财。就连为国征战而死的神策军将士，他都敢隐瞒不报。反而弄了一帮市井无赖在军中凑数，平日里“吃空饷”的好日子优哉游哉，大难临头却傻了眼。泾原兵大闹长安时，这些“神策军精锐”竟没一个敢应战，个个跑得比皇上还快。

　　如果说刻薄的王翃，是个惹事的“作精”，那么贪婪的白志贞，更是蛀虫一枚。

　　不过，若论“坏大事”的执着精神，唐朝的这二位，比起明朝的一位“用生命来坏大事”的小人物，那还是要甘拜下风——武清侯李国瑞。

　　武清侯李国瑞，明朝孝定皇太后（万历生母）的侄孙，也就是崇祯帝的远房堂舅。放在明末的勋贵里，也是个看上去普通的一位，却不偏不倚，被此时的大明首辅薛国观“相中”了。

　　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崇祯十二年（1639），大明朝外有清军叩关，内有农民军横冲直撞，国事急得抓狂，国库更穷得叮当响，崇祯帝红了眼睛找钱，财政窟窿越来越大。新任内阁首辅，这位曾因清查“吃空饷”出名的铁腕阁老，却是笃定了一个念头：大明朝再缺钱，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搞钱了。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权贵们难道还不肯为国出力吗？必须给我买单！

　　可权贵的势力根深蒂固，就算薛国观贵为首辅，又怎么动得了。于是武清侯李国瑞，就成了薛国观的突破口：这李国瑞曾与兄长李国臣，闹出争夺四十万两白银家产的丑闻。这下薛国观旧话重提，动员崇祯帝给李国瑞施加压力：既然这四十万两白银有争议，爱卿不妨就把它捐给国家嘛，也算有个好名声不是？

　　万没想到，这李国瑞对于“钱”，那真是看重到家。饶是崇祯帝反复施压，甚至还要剥夺他的侯爵爵位，李国瑞也毫不让步，除了当家卖家当“卖惨”，还哀告各位权贵说情。眼看崇祯帝越发严厉，他干脆死扛到底，连怒带急竟撒手人寰。

    李国瑞一死，原本崇祯君臣信心满满的“权贵买单”行动，这下来了个大反转。深感兔死狐悲的权贵们，纷纷出面攻击薛国观。原本就“没常性”的崇祯帝，这下也把薛国观推出来做替罪羊。可怜原本想干点事的薛国观，这下被崇祯帝论罪，定了贪污九千两白银的大罪，落得上吊而死。有了这个榜样，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敢再提“权贵买单”的事儿。哪怕大明江山每况愈下，哭穷的权贵们，照样优哉游哉，过着自家的好日子。　　

　　可是，待到大明朝活活穷死，崇祯帝穿着补丁衣服悲戚戚上吊，满怀欣喜迎接“新主人”的大明权贵们，“幸福生活”也骤然打住。一个个都被农民军抓起来严刑拷打，要钱不要命的他们，只能在一次次哀嚎之后，乖乖地把钱财吐出来。

　　《后鉴录》记载：农民军在北京抢掠来的七千万两白银，李国瑞这类的“公侯权贵”，就“贡献”了两千多万两。薛国观“贪污九千两”的罪名，权贵们在崇祯面前“哭穷”的丑态，一比就是笑话。